正文
在1796年拿破仑发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那不勒斯的雅各宾势力对波旁国王发起反叛并于1799年1月宣布成立帕尔特诺普共和国，后者的名字源于古希腊殖民地帕耳忒诺珀，也就是那不勒斯城的前身。这个共和国国内没有真正的选民，其存在完全依赖于法军的力量；领导这个共和国的是一帮有文化的开明贵族，他们空谈理论而理想主义，对自己国家的下层阶级几乎一无所知，而他们的事业的成功，又在根本上取决于后者的同意。在教会的攻击（在俄国、英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教会发动农民反对共和国）下，南意大利的“民主化”进程一败涂地。文森佐·库柯(Vincenzo Cucco)的《关于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历史论文》(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99) 提供了一个关于那个短命共和国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的叙述并指出，它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其革命精英身上的那种雅各宾式的抽象。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在理论上正确，在实践上错误。解放人民却又不影响、塑造他们的意见意味着把地盘拱手让给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反动意识形态，后者在政治上的严厉压迫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阻碍南方的自由主义改革——2003年，美国在试图对伊拉克输出民主的时候也引发了同样的后果。
文森佐·库柯《关于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历史论文》意大利语版
在库柯的“被动革命”理论的基础上，葛兰西认为，一个意志，若只是历史力量的工具性载体，那它大抵是非政治的、抽象的，最终也是无效的。
作为意大利人文主义（其主要参照点在文艺复兴早期）的传人，葛兰西设想了一条政治上的通往社会改造之路，这条道路既不依赖主观的意志，也不依赖客观的社会科学。
对他来说，就像对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来说一样，政治行动是人为认识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从行动的观点来看的知识而创造出来的最精致的东西。
在这个文化环境中，葛兰西发展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学者和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心智。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文化环境中，饱受束缚之苦的他发展出一套抵抗束缚的最有效的策略。
那种永远不能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极端现实条件——监狱——是作为解放的艺术和科学的政治行动的范式。葛兰西的一生本质上就是对这个范式的一种再现。的确，没有哪个词能比“监狱”更好地表达葛兰西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连结了。他一生辗转于各种监狱，监狱是他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政治范畴——庶民性和霸权——的来源。
葛兰西是战士，不只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士，早在法西斯主义当政前，他就已经在战斗了。
他一生都在为道德和政治的自主而战，他很早就知道观念是不完美的工具，人为扩展自己在冷漠环境（这个环境的运行逻辑不关心人对自由的追求，并且只可能间接地服务于人的目标）中自治的能力而设计、改进观念。
这是葛兰西从他钟爱的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和他最欣赏的哲学家马基雅维利那里学来的一课。毫不夸张地说，葛兰西一生辗转于监狱，而追求自主，是他一生都在做的，对付和抵抗监狱的练习。
葛兰西发现自己被关进的第一座监狱是他自己的身体，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他在故乡撒丁岛的日常生活这座监狱。后来的其他监狱则更直接地影响了他的意志和行动，这些监狱包括：他身为贫困大学生在都灵的经历，他在法西斯主义牢狱里的生活，以及他和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隔离。监狱的类比也和他被迫面对和主动选择面对的挑战相符，这种必然性与自主的混合，也是他的哲学和他对政治的构想的标志。葛兰西本人把那些形形色色的监狱诠释为考验，它们锻炼了他的意志，逼他用适当的（马基雅维利会说“有效的”）方式调查事实。他接受了斯多葛派的准则：人应该在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的基础上决定自己该做什么。遵循这一准则，他把自己所受的束缚，变成了解放的机会——对他来说，有效地或者说政治地思考，就是练习对不允许自由选择、只提供固定选项的现实进行智力上的抵抗。
就像我们从葛兰西的著作和书信中得知的那样，知道你能做什么，也就理解了你所处的社会条件或其他条件，这样，你做的事情就必然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了。
早在读到马克思的作品前，葛兰西就把他的监狱变成了斯宾诺莎哲学的代表，而我们也可以把它对社会变革的构想置入这个内在的框架。我们可以扩展葛兰西的固定行动意志论，把马基雅维利著名的fortuna和virtù的辩证也包括进去，后者也不知偶然和任意的自由为何物。
被葛兰西奉为座右铭的名言“理性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使哲学成为一个有效的答案，它既能回答理想主义的唯意志论，又能回答令人不安的宿命论，这两条思路（分别）指导着当时意大利的最高纲领派社会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实证派社会主义者。葛兰西的个人的和政治的生活经验类似于一个实践哲学培训学校。
实践哲学的目标，是通过在原本对人的欲望充耳不闻的环境中提出“正确的”问题、给自己“正确的”目标，来获得能够改变意志的活力和激情。这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激进又革命的规范现实主义影响了他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