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边疆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的折射。我们对边疆议题的关注需要我们从整体的中国视野下来考量。如今我们继承了清朝的疆土,同样也继承了这片疆土上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广袤的边疆区域,因此,了解和认知中国内部的复杂社会文化生态和边疆区域,依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任务。
拉铁摩尔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他弥合了西方学界当中汉学、蒙古学、藏学等将中国内地与边疆割裂开来的认知框架,从整体上形成对于中国边疆的认知,并在基础上构筑更具整体性的中国认知框架。这是对西方学术框架的超越,也是对原有的中国认知的超越。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区域的重视,也恰恰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体现。拉铁摩尔所重视和关注的中国内陆边疆地区,既是历史上的长城地带,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区域,这是长城线与“长征线”的聚合,正是在这里,我们的革命先辈们获得了比国民党领导人更多、更全面的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知,认识到了边疆民族地区在推动全国革命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力量,对此,我们也需要“不忘初心”。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也提示我们,从古至今,中国内部都存在着复杂性,不管是在唐代,还是在清代,用单一的内地模式都无法有效地治理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方面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智慧。
拉铁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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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
超越民族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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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赛义德认为,如果我们脱离知识包含的政治隐喻,完全去政治化,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谈问题。
拉铁摩尔给了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在传统的历史话语中,我们往往是轻视游牧社会的,但这是在民族中心论下出现的,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民族国家的竞争,它已经超越了民族本身。如果我们在更为一般的历史维度上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即便是在司马迁的时代,不仅中原地带存在着对游牧的轻视,在当时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对游牧的歧视,我们不能将其跟有目的的书写传统相提并论。长城内的歧视长城外的,西方歧视非西方,甚至西方思想家眼中的亚洲没有历史,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如果还原到拉铁摩尔,他最大的还是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他发现内陆亚洲存在着某种“中央性”,这一区域与周边文明的互动是有各种历史记载的,而以此所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天下体系,他是在这个史观下来进行叙述的。
在拉铁摩尔看来,工业化最终消解了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使长城成为兼容内地与边疆的中心所在,而实际上,在这背后真正支配我们的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中国总是在反复中前行,中国这一文明受到了来自里里外外的太大压力,拉铁摩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也给我们以反思,去更好地认识农业文明的史观,并更好地面对工业文明的新挑战。新清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乾隆学”,而拉铁摩尔给我们的另一个贡献是,面对这些隐喻性问题,我们能不能超越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而构筑起更大的秩序和知识架构。这是因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正带来更大的后续影响。
当然,拉铁摩尔理论的负面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对边疆史的过简化叙述,他将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和内在实践的阴山区域简化为一个中心和平面化地带,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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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
世界体系中的平等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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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参加这个讨论会,我不是专门做历史的,只能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做些观察,谈些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