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路易：这个世界连沉默都是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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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 噢，这非常复杂。问题在于谁有机会进行政治发言，谁有途径参与政治讨论，谁有可能在公共领域谈论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以及我们所在的世界。从定义和结构上来说，都是中产阶级和特权阶级拥有这些通道，因为必须掌握语言才有机会讲话。简单来说，即便我母亲要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他们大概也不会接受，因为她不掌握他们想要的那种语言、那些框架和分析，而来自中产阶级的人才有这样的背景、样本和分析能力。

显然，公共领域本身就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公平。这正是美国思想家金伯利 · 克伦肖 （ Kimberly Crenshaw ） 所说的交叉性 （ intersectionality ） 。实际上，现在人们往往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谈论交叉性，他们认为交叉性就是把性别、性向、种族等斗争放在一起，但在金伯利 · 克伦肖写她那篇关于交叉性的著名的论文时，她的所指复杂得多。她向我们展示的是：每当一场社会运动出现，一群新的人终于能开口说话，发表公共言论，总是被统治的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那部分人占据了这些机会。所以，当曾经被剥夺话语权的女性开始说话，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会先说，当被噤声的同性恋群体得以发声，也可能是最具优势的那一类获得言说的机会。克伦肖的意思是，这是政治场域的内部矛盾，也是很难抑制的一点，会让斗争变得更加艰难。

同时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的经验。当我开始写我的欲望、我的身体、我的性取向，我发现此前大部分作品都是那些布尔乔亚、中产阶级甚至贵族写的，比如普鲁斯特、纪德、帕索里尼、维斯康蒂，只有让·热内有一点不同。他们的创作很重要，我对此没有非议，但它促使我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同性恋，那该怎么办？这正是挣扎所在，我遇到的阻碍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所不曾经历的。当我在法国出版这本《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的时候，很多人说，噢，这很重要，你母亲的经历真糟糕，然而并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做法。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不是一项个人工作，而是集体的，我不打算独自完成它，有人在我之前这样做过，我也希望在我之后还有人继续做。

单读 但在你出书以后，是否觉得自己在个人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是这本关于你母亲的书，还有那本关于你父亲的，不仅关于工人阶级女性的生活，也关于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你觉得获得了什么进展？比如说，有人真的因为你的作品而被改变吗？

路易 是的，有些故事真的让我感动。我记得有些女性在书店里找到我，告诉我读了我 的书之后，她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在长达 20 年的家暴、欺负和羞辱之后。我喜欢她们把书视作一件实用的逃跑工具，一件可以使用的东西，就像使用汽车一样，是物质性的逃离，而不是象征性的。挺多人对我讲过类似的故事。和政治相比，文学的变革力量之一也许就在于，你不一定能为集体改变 什么，不像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当你带领街头的人们争取到一项新的权利，比如女性的堕胎权，所有人都会得到它。但在文学的世界里，还有另外一种改变，读者们躺在沙发上，读着你的书，一切也变了。那是个人的集合，最终也是一场社会运动。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读了西蒙娜·波伏娃那本《第二性》而改变，从外部看来那并不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事实上那正是文学特殊的力量：让集体发生持续的变革。

电影《一个唱，一个不唱》

人们告诉我这些个人的变化，同时也让我感觉这本书像是一种赋权，它让他们开始谈论像我母亲那样的女性。很多人说过去几年的政治运动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不该代替或者代表其他人说话，但我的书反对这种主流的思维方式。因为，当我访谈我的母亲的时候，她讲述了自己作为女人的生活以及她在我父亲那里的遭遇，那都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仅是个人的，那是世界上很多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而当我跟我妈说，我对你感到抱歉，男人对你 这么不公平，这是令人悲伤的，结果我妈告诉我说，哦不，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这就是因为你爸的脾气总是不好。因为她是工人阶级女性，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读过安吉拉·戴维斯 （Angela Davis） 、西蒙娜·波伏娃，她没有这种父权统治的观念，这就意味着，如果她写自传，她就不会提到这些，她就会成为我的论敌。

所以我的书也希望挑战“人不能代替他人说话”这一主流观点，因为我写的是我母亲，如此我才能谈论一些她自己无法谈论的事情，这是阶级暴力的巨大影响，她剥夺了我母亲解释自己全部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中产阶级不能理解的一点，而阶级统治正是如此，剥夺了人们谈论自己的可能，让他们对自我视而不见。

单读 我很喜欢你刚才说的，一本书也可能是一场社会运动，尽管它没有一种很显性的形式，但它进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也能催生出许多改变。但这里也有一个两难，当你为你的母亲写作，或者为工人阶级女性、同性恋写作，如果成功的话，这会给你带来一个作家甚至一个中产阶级的身份，让你再次跻身主流或者成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你又如何摆脱这种看起来是循环的状态？你在书中也提到了一种阶级愧疚感，你如何处理它？

路易 准确地说，这 对我来说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可能。这种阶级的转变是一种可能，让我意识到童年遭受的暴力，我不把它视为问题，而是视为一个解决方案。恰恰在我们的童年中，我们没有辨认出那种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暴力，而那种暴力是如此具有结构性，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要知道我家的贫穷和我们的邻居、祖母、表兄弟以及其他亲戚们如出一辙，因此我母亲承受的暴力和其他许多女性也是一样的。就像我在书中所写，那时我们不把暴力称作暴力，而是称之为生活，因为它再正常不过。只有当我让自己和它拉开距离，我才能看清它。

杰梅卡·金凯德 （Jamaica Kincaid） 在小说《波特先生》 （ Mr.Potter: A Novel ） 里写了一个很好的句子，是关于她的父亲的。她父亲住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很穷，那里曾是殖民地，一切都被殖民者毁掉了。她说，当我的父亲走在街上，他并不知道他的生活是这个丑陋世界的结果。她在书中一再重复这句话，那个男人不了解殖民主义，不知道历史，他只有眼前的生活，即便艰难，对他来说也再正常不过。

因此，突然拥有某种特权，成为作家，生活在巴黎，开始四处旅行，对我来说不是矛盾，而是方法，因为当我置身其中，我无法把问题看清。我认为作家的用处不是把我们从暴力中解脱出来，而是展示那些我们沉浸其中却视而不见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中国和法国并无什么不同，如果你去中国的农村，正如你去法国的农村，就会遇到很多无权无势的穷人。你问他们是否愤怒，大部分人会说这就是生活。作家的作用就是让这一切变得不可忍受，通过创作把我们的身体从暴力的日常中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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