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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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奕走开，贾巴放弃了费力的支撑，伴随着刺耳的咳嗽和吐痰声，他的身体摔回去，像一截朽木沉入河床。

贾巴的父亲在他入监之前就去世了，他服刑半年后，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监狱尝试联系他的叔叔婶婶，但是叔婶不愿意来接他，他们在成都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女儿，艾滋的阴影令他们心怀忌惮。犯人家属态度冷漠，戴奕早已习惯，他想起前辈跟他说过，实施“必接必送”制度之前，一个犯人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此前从没有亲情电话和探视的他突然冒出一大票亲戚，要求赔偿的家属堵死了机关大楼的门厅。

戴奕作为监区内勤，联系家属是他的工作之一，愿意来接贾巴的只有他八十多岁的爷爷，戴奕想起川西地区崎岖的道路，决定尝试联系当地司法所，看看司法所是否有人手来接他。

这里有很多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只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实在相比汉族人好“管”得多。对汉人来说，“艾滋”和“坐牢”是两架无比沉重的笼头，狱警们几乎每天都要提防着突然的情绪失控，但是彝人似乎更加乐观，曾经有一个彝族病犯对戴奕说，只要每天能吃能睡，在哪都一样，“这里比我家好。”

戴奕回忆起上次护送一个晚期病犯回四川，出生在江苏的他第一次见到山洪和塌方，车子一路颠簸，病犯不断地咳嗽呕吐，车子里充满了酸臭味。凌晨两点到达县城，当地打电话来说，送回去也只能等死，他全家都因为贩毒被抓了。“打工没有文化技术，山里种不上田，想过好日子，啷个办？只好贩毒。”

监狱提供免费的医疗与食宿，在这里大家都是艾滋病人，也免去忍受外界歧视之苦。对于某些赤贫的艾滋病犯而言，用自由换生存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

贾巴21岁，戴奕有时甚至觉得他像一个孩子。贾巴说他对城市生活其实没啥想法，就是跟着一个家里兄弟出来看看，他们花了一天才到火车站，坐下一班去攀枝花的火车。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城里赚到维生的钱，一开始贾巴并没有吸毒，他吸不起，直到后来在聚会上朋友“请”，他才“耍了一下”。他们对毒品的概念不那么清晰，贾巴记忆里，爷爷以前干完农活就抽自己种的鸦片，鸦片是放松、止痛的好东西。“我们那，请你吃饭，关系不好；给你买这个，关系好。”

当地的年轻人迅速被拉入贩毒的网络，村里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涉足贩毒，贾巴跟着兄弟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游荡，贩毒成了年轻人社会化的第一步。“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被偷，被骗，都是朋友。你不耍朋友看不起。”贾巴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的那种羞赧，让戴奕心里不是滋味。

二

十点不到，监区领导打电话到内勤室，让他去带外单位参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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