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 | 语言总已是“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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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只是刚好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或社会学的现象，而且 总是 所有语言符号的结构性条件的某种实现：语言总是一种 “ 书写 ” 的形式，即使这个事实只是现在才变得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书写的 “ 开端 ” 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书本的 “ 终结 ” 。但是，为什么德里达在他所描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中仍旧如此强调当代时代的重要性？

语言转向

德里达认为，正是在二十世纪哲学中的所谓“语言转向”为“文字学”这种新科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正如理查德 · 罗蒂在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文集中认为，二十世纪哲学的特征 —— 尽管在那些重要人物，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别 —— 是对思想中 语言 角色的新关注。对于罗蒂，语言不再只是人类用来描述在语言之外的世界中所存在的现象的 工具 或媒介：像 “ 桌子 ” 这样的词语并不只是命名我在其上写作的木质结构。相反，语言是我们所理解的构成人类领域的所有事物的决定性 条件 ：意识、思想、表达、文化。例如，马丁 · 海德格尔有名的观点认为正是语言在 “ 言说 ” 人类 —— 而不是相反；这是在说，语言命名了构成 此在 世界的事物，让其得到存在。现在，语言不再只是描述世界的事物，而是主动地 构建 我们的经验方式；这种对语言的理解被结构主义的革命所强化。对于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语言符号给予了印象之流以形状和明晰性，否则后者将会是含糊不清的，这就像一副眼镜给予了近视者清晰的视力一样。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个 “ 桌子 ” 的符号 —— 它同时是能指，也是其指向的观念或概念 —— 我才能够理解在我面前真实的、实际的客体。如果索绪尔关心语言是如何调解或建构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体验，那么他的结构主义的后继者将继续把他的原则从语言扩展到现实自身中：我们对真实世界 自身 —— 这个世界被认定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 —— 的参与是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意指模式所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非常严肃地讨论文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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