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枪支管理法》可见，我国对枪支的界定范围较大，除了军用枪支以外，还包括了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由于用来打鸟、打气球的气枪也属其中，这无形中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不解、歧义甚至反感。
造成不解的原因有二，首先是《枪支管理法》宣传不够的原因，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普通的气枪也属禁枪之列，更不知道持有此类枪支达到一定数量时会构成犯罪。
其次则是人们常常习惯以历史存在的事实来判断是非，气枪在以前是不禁的，这已成为了许多人脑袋中的定式思维。现在虽然是依法禁这种枪了，可他们根本就不会将民间常见的气枪与“枪支”联系起来想。
居于这两种原因，社会上就有许多人对气枪案〔尤其是非法持枪案〕非常不解了。从而每判一件这种案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议论，给司法机关带来了重重的压力。
对某些涉枪犯罪案件的确应该从严惩处，比如持枪故意犯罪、非法持有军用枪支等。
然而严惩决不等于机械执法，司法机关在审理容易引起社会议论的非法持枪案时，就不能只是机械地执行法条，而应从其主观方面出发，认真考虑其主观恶性，并立足于客观事实，来作出准确和具有良好社会效果的裁判，这方为上策。
当然，这绝非是简单性的要求司法机关违法去屈从民意，因为民意也有认识偏差之时，而是有其法律道理的。
认定任何一种刑事犯罪，除了对照《刑法》法条看其主客观方面的表现之外，还有一点绝不可忽视，那就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从社会现状和司法实践来看，可以说社会危害性才是犯罪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东西，才是犯罪分子可以受到刑事制裁的基础。
也就是说，一个违法行为是否严重，是否有必要追究刑责，应重点考虑这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否则就是与社会现实的需求脱节，也就失去了刑法的意义。
试想，一个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司法机关就只以法条规定为由而给予严厉制裁吗？显然不对。有些司法人员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比较重视看客观方面的表现，很容易出现客观归罪的情况，其实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是犯罪构成更加重要的一环。现实中还有一些所谓的故意犯罪，有可能是居于重大的误解而发生。若是不问其他而一律施以重判，这样的制裁不但起不到教育公民社会的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的削弱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比如去年发生的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就是一例，这是典型的忽视主观方面和社会危害性之下的机械执法，难怪会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