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实践感》中，布尔迪厄引述了这段对于“哲学需要闲暇”的讨论。但与此前许多人不同，布尔迪厄批评了柏拉图的这种态度——批评的理由则与他提出的
“学究谬误”（Scholastic fallacy）
，即他的一大现实关切相关。
布尔迪厄认为，许多对社会现象的理论解释（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其问题在于：
（它们）用科学家们用以概括实践的思维概念，取代行动者们在社会中建构的实践感。用这种视角解释出来的行动者，不是别的，只是学究本人的一种虚构投射罢了，即在行动主体（acting subject）里面投射了一个认知主体（knowing subject）
。这是一头怪物，它有着行动者的身子，上面安着个思想者的脑袋，这个脑袋以反思的、逻辑的方式思考着置身行动中的他的实践活动。（布尔迪厄等，2015：153-154）
学究所研究的情形是“行为人处于‘了解了所有的境况和所有个人意图’的完全知情的状态中，从而通过计算才能实现的”（布尔迪厄，2012：89），然而现实中的行为人完全做不到在行动的“那刻”考虑这么多。布尔迪厄尖锐地批评这类处于现实“实践的逻辑”之反面的学究逻辑，认为这是一种“闲暇”（Scholé，该词正好是“school”一词的源头）的产物：“闲暇”是一种“面对实践具有的约束作用和紧迫性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无拘”，本身否定着实践的逻辑——而这正是那些“从小就在法庭和这类场所混迹的人”（柏拉图，2018：68）所具备的——但柏拉图式的辩护却使其成为了一种“表彰知识分子特权的神正论”（布尔迪厄，2012：36-37）。
生产理论知识的条件并非产生实践的条件（布尔迪厄等，2015：93）。因此，布尔迪厄需要回到一个人采取行动的
实际情境
中去研究问题，去考察导致其做出这番或那番行动的“实践感”（本文第四部分将回到这一概念）。
而想要了解布尔迪厄的另一实际关切，我们不妨回到《反思社会学导引》中他谈及引发他理论思考的一场个人化经历：当参加一场法国乡下平安夜的舞会时，他惊诧地发现：
来自临近市镇中的青年男女们在屋子中央尽情起舞，而一些和我当时年纪不相上下的大龄青年——他们还都是单身汉——懒散地站在角落里。这些人不去跳舞，而是别有用意地细细打量跳舞的人，并且无意识地前后挪动，以交替避开那些跳舞的人所占用的空间。……所以，我就去听取经历了这种令人难以启齿的事实的人的讲述，他们告诉我，在正常情况下，那些大龄男青年，被赋予合法性去再生产自身，现在却不能结婚娶妻。（同上：200）
这一叙述有着一丝悲悯——布尔迪厄亦强调悲悯的情怀，而且将其放在了整个社会学的层面：“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
慈悲（generosity）
的工具。”（同上：258）而“慈悲”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对众生（作为研究对象）所受苦难的体察。
这种体察包括对于不幸的共情——这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所共同体验到的。然而，研究者又必须超越这一状态，而去发现藏在所罹苦难背后、没有被个体所察知的社会原因，正如布尔迪厄在《世界的苦难》跋语中所说：
人们尽管可以对社会学信息的社会效果存疑，它起到的作用却不容否认：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显的。（布尔迪厄，2017：1191）
布尔迪厄强调苦难原因的社会性、结构性，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知识界的批判传统相关；同时，这种苦难与压迫一旦到了个体层面又被消解，使个体认为苦难是自然、无可奈何的；甚至有时它们被消解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实质上的受压迫者
并未意识到
自己受到了压迫。
在细节性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布尔迪厄以“误识”（misrecognition）概念来分析这一问题，指称“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符号）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布尔迪厄等，2015：205）的情况。
然而，困难随之而来：布尔迪厄希望达成的结构性分析能否避免同出于他的“学究谬误”的批评？
假如情境中的个体并没有意识到影响他们行动的结构性因素，我们（作为置身情境之外的研究者）又是否能替他们承认这些因素呢？反过来说，假如结构性因素确实存在，但是行动者又都会（且只会）基于现实的、他们所感知到的因素来行动（“行动者的意识和阐释是社会世界完整现实的一个基本要素”，参见布尔迪厄等，2015：8），那么哪种的因素又更真确、更根本呢——是背后的结构还是经验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