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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理想国:这是我们最走心的创作

景芳说  · 公众号  ·  · 2018-04-12 10:06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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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追溯“起源”的精神,是古希腊启发文艺复兴的重要遗产之一,也是现代科学遵循的重要原则。 这种精神在中国是不熟悉的,甚至今日仍然是缺失的。


我们学习知识,常常从这个知识的实际应用出发,恨不得现学现卖。可殊不知,满地碎片知识就像密密麻麻的树叶,记也记不住、分也分不清。而如果有耐心从每个现象出发追溯源头,就像找到了统一树干,世界以简单清晰的方式呈现在眼前。


源头揭示真理,真理推动变革。 越是急功近利,越是舍本逐末。对国家是如此,对个人而言更是如此。养成凡事思考源头的思维习惯,知识会越来越了然于心。


这是童行总结出的第一个宝贵的思维习惯:寻找起源。



🌍 构成


再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科技革命。如果我们对比科技革命之前和之后的科技进步,会发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科技进步都是线性积累,而科技革命之后的进步速度是指数爆发。


科技革命之后的短短两百年,人类积累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超过了之前总和。以前的科技强国做出的科技贡献往往相隔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中国的冶金、水利、造纸、火药、指南针的发明都在不同朝代。


然而科技革命之后,从蒸汽机到铁路,从铁路到电力,从电力到无线电,从无线电到计算机、互联网、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新的科技进步可以说从未间断,层出不穷,把人类推到一个加速发展的社会。这是如何做到的?


实际上,这方面的原因也不难解释: 现代科技都基于同一物质科学体系。


古代的科技,是很多不同领域的事。 冶金技术和医药技术无关,造纸技术也和火药技术无关,因此,每一领域进步并不能催生其他领域发展,每一项进步仍然依靠大量经验积累。这样的发展必然是零星的、缓慢的。


而现代科技,基本源头都是原子分子理论。


  • 蒸汽机的热能转换源于对压缩空气分子的研究;

  • 飞机的发明源于对空气分子动力研究;

  • 电力发明源于对电子运动的研究;

  • 无线电和激光发明源于对电子和辐射转换的研究;

  • 原子弹的发明源于对原子核反应的研究;

  • 计算机的发明源于对半导体电子导电的研究;

  • 现代医药的发明源于对药物分子和人体分子的作用研究;

  • 生命科技的进步源于对DNA分子特性研究。


在统一的框架中,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的进展都是一致的。



这就是现代科技能够加速的密码。可以说, 掌握了现代科学对于原子分子及内层结构的理论,就可以衍生出无限可能。 最内层的原子核是能量来源,外层电子是电力和计算的基础,再外层分子特征是材料、化工和生命的特征。每一层次的物质结构都可以做出一系列发明,基于原子分子理论的整个现代科技大厦,不断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绚烂发现。


那么原子分子理论,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这还是要追溯到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革命,道尔顿、拉瓦锡等等科学家对于空气本质的研究,牛顿、惠更斯等等科学家对于光本质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思想仍然可以追溯回古希腊,从泰勒斯开始的一系列哲学家对于万物本质的研究,追溯到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


万物本质?万物本质是什么鬼?


这又是一个让多数国人感到陌生的思维方式:追溯万物的本质。 万物看上去如此不同,神农尝百草各有特性,每个人的差别都如此之大,怎么可能找到同一种本质呢?古希腊哲人偏偏相信,看上去不同的万物,如果细看内部结构,都有相同的本质。


就是这样的思想,引出了现代科学对于物质结构的不断细分,不断寻找统一的内部结构。然后才诞生了原子分子理论大厦,诞生了N次科技革命的辉煌成果。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透过纷繁表面、寻找内部结构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不熟悉,现代国内教育也不重视。然而它异常重要,除了现代物质科学,还有许多领域都可以应用。这种拆分和还原的方法,甚至在分析市场现象、找到商业规律方面都很重要。


这就是童行总结出的第二个宝贵的思维习惯:探究结构。



🌍 演化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思维特征,与现代科学体系下的思维特征不同。中国古代更多是循环看待事情,相信事物发展总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兴衰,一时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一时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起起落落,总是正常。


这样的思维特征,好处是看事物比较淡然,看重长期趋势,而非短期热闹。也有很多人当前提倡东方的循环世界观。


但是坏处在于,对于一切变化只觉得起伏,不去深究趋势方向和背后的动因,就失去了发现事物深层动力的机会,也对未来趋势缺少判断。


与之相对的,是科学革命以来西方形成的对世界的思维: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


最早是达尔文对物种演化的判断:物种从简单到复杂,从海洋到陆地,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从细菌到智慧生命。这毫无疑问是给生命发展划定了方向。


此后是热力学定律,熵增加是系统变化的方向,普里高津写就的《时间的箭头》明确指出时间的方向。马克思把达尔文的理论改造成社会学版本,其中多了很多任意性,但也采取了类似思路。


那么人和世界的演化方向该如何判断?


一种方法 当然就是听圣人、伟人、先知圣训,听他们对于未来发展的判断,但这种方式完全把判断交给他人,出现失误的风险很大,也不清楚其判断背后的原因。



另一种方法 就是理解事物背后的动因。对影响变化的动因加以分析,理解了动力原因,理解了因果机理,才能判断未来。


这就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为何一直在寻找的事物的原因。他指出了万事万物四种通用原因,其中包含纯物质动因,也包含人的目标作为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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