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宁波民变：打不赢洋人，还搞不定你们这些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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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底，浙江巡抚常大淳（湖南衡阳人，后在湖北巡抚任上，因太平军攻陷武昌自杀殉国）来宁波招抚海盗，巡视治安。这事本来和肩贩的抗争没关系。中国旧时的官员很善于借势，当时鄞县知县冯翊三十多岁，进士出身，可谓年轻气盛，志得意满，常大淳又是他的座师。有了这个靠山，他胆大气足，便借巡抚来宁波指导“打黑除恶”工作的东风，把刺头张潮青给抓进县衙。东乡人燃着香，跪在县衙前为张潮青求情，冯知县根本不搭理。东乡的百姓一看软的不行，干脆聚众冲进县衙门把张潮青抢了出来。当时巡抚还在宁波城，他连忙调兵弹压，可绿营兵根本不听他调遣，无兵前来。段光清评论此事曰：

“不知夷扰以来，民不畏官，乡民因软求无效，改为硬干，聚众进城将张潮青抢出。”

“夷扰”指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场重要的仗在宁波府辖地打的，清军一败涂地；《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又是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领事、商人、传教士进了宁波，在清朝官员面前耀武扬威。这一切，当地百姓看在眼里，觉得威风八面的老爷不过如此，自然生出轻视鄙夷之心，也就“民不畏官”了。

张潮青在官府拘押期间竟然被乡亲们公然抢出来，当地百姓更是把官府看作纸老虎，于是有胆量“闹粮”。

第二件事即“闹粮”的缘由是宁波官府征收田税采取“红白封”的土政策。清廷征收税赋均以白银来计价，民间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钱，百姓缴纳税赋需由铜钱折算白银。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一两银子的官价是2200文铜钱，但市场价却涨到了3200文兑一两。官员们收田税时，按市场价进行征收，照官价上缴国库，每两银子赚取1000文的差价，进入小金库。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合规的，缙绅大户人家晓得这其中的奥妙，又有渠道向上反映。于是官员们采取了“红白封”区别征收的制度来不得罪大户，官府规定达到一定纳税额度以上的缙绅富户们单独进行缴纳，按官价折算银两，用红色纸封钱投柜；普通农户则集中进行缴纳，按市价折银，用白色纸封钱投柜。这就等于同等条件下，小老百姓的税负比大户人家重三分之一。

鄞县南乡的监生周祥千，好打不平。他给一位在山东当知县的亲戚短期做过幕僚，了解到当地征收田税一视同仁，并不分“红白封”。他把当地官府的不公平做法告诉广大百姓，百姓愤怒了，撺掇其出头“闹粮”，要求平均税负。“闹粮”的风潮席卷了整个宁波府，奉化县乡民抗粮，吓得知县跑到府城。首县鄞县的乡民更进一步，他们冲进宁波城要求均平田税，又被冯知县拒绝，闹粮的群众便把知府衙门和知县衙门一把火烧了。

“闹盐”和“闹粮”两股风潮合流，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三人成为领袖，另一位监生李芝英是他们的军师。

府、县衙门被烧毁，这么大的事，官府当然不能容忍，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临危受命的段光清应当说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官民对抗到这个程度，只能降温，不能火上浇油。他只带一书吏一差役下乡劝谕，问老百姓说“你等果然要一县都反么？”闯了大祸的百姓对着一县长官，也都回答说只是想平粮税，并不想造反。于是段知县让各户签字承诺纳粮税，并声明未曾进城参加烧毁衙门行动。段光清冀此来逐步孤立领头人周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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