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阅读柏拉图、但丁的人会对欧洲近代一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毋宁说，他们的阅读是以各自对近现代的理解为基础，是在阅读对象和近现代的关联中，或者说是在无意识里把其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端或渊源而开始阅读的。
与此相反，《史记》也好，《唐诗》、《碧岩录》也好，很多人对中国古典的兴趣，却和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的了解与关心并不相干。
这一差异和我们对欧洲以及中国近现代的固定观念并非无缘。
因为自明治以来，欧洲的近现代所具有的文明价值有时甚至被认为比其他世界更为优秀，而与此相反，一般中国的近现代不但被认为毫无文明价值甚至在历史价值上都比不上日本，更不用说欧洲。
当然，战后的中国学不可能不和这种固定观念进行斗争，不少研究者为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历史价值的地位）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一种方法是依据来源于欧洲的进化论史观无论是黑格尔式的还是马克思式的—把中国的进化列位于“世界”史的普遍性当中；另一种尝试则是把经过了革命洗礼的“新”中国的形象和欧洲的近现代相对峙，肯定其具有和欧洲同质对等或异质对等、甚至于超越欧洲的价值。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这种复权运动主要依据的是进化和革命，和进化、革命无缘的《史记》、《碧岩录》之类的古代或中世的世界仍然和进化、革命的近现代中国相隔绝，所以对古典的兴趣并不包含对近现代的关心，而只在日本内部作为和自己相关的存在被消化了。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关心并非来源于对中国的关心，而是来源于日本内部的状况和心情，在日本内部的状况和心情里被解消了。
例如，阅读《唐诗》、《碧岩录》只和日本的文学意识或禅的世界有关，而不是为了了解唐宋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在唐宋之间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也波及到了思想的领域。例如，关于“天”的观念从主宰者性质的天开始转变为自然法则性质的天，柳宗元的《天说》（《柳河东集》卷十六）也是显示这变化的重要材料之一，但唐诗爱好者对这些现实却并不在意。
这种没有中国的中国阅读，是因为江户时期摄取中国文化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日本内部，是根据自身需要的极其主观的摄取，所以日本化的程度也相应较深。也就是说，从被日本内化的中国这一意义上来说，对于古代或中世中国的关心，说得干脆一点，就是对日本的文化传统的关心，或者说是由日本的文化传统而引发的兴趣，所以根本没有必要以近现代的中国为触媒。
这样一种文化混淆现象在理解作为异文化的中国文化时，一方面使我们倍感亲切，另一方面又妨碍了我们对于“异”的认识。结果便形成了没有中国的中国阅读的传统，按照字义应该视为“中日词典”的“汉和词典”这一所谓“日语”词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日本的中国学当中，这种继承了汉学传统的
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特别在古代、中世的研究领域里根深蒂固，和战后以中国的复权为目标的中国学之间产生了裂隙和偏差。
而且非常遗憾的是，一般来说，比起复权的中国，人们更关心的仍然是昔日美好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没有中国的汉和式的中国，而最近媒体的宣传又以低俗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倾向。对此恢复邦交之后的中国也负有一半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