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到底是谁？虽然他已有三部著作翻译为中文，这个问题还是应该首先谈一下。这让我想起某种情境：当你激动地，甚至有点故作神秘地向别人介绍一个你认为“很紧要”的人物的时候，对方却是一脸茫然，或者虽然对方点头加“嗯嗯”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人。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新闻记者、著名作家之外还有很多标签：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英国托派分子、狂热的无神论者、绝不妥协的公共知识分子、酒鬼、瘾君子、曾经的双性恋者、国际政治的专栏作者、《纽约时报书评》的勤奋书评人、电视时评节目上的熟客……。他会在自费旅游的路上随时参加当地的反对极权主义压迫的示威抗争活动，同时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反抗极权压迫，以及为什么有些自称是左翼的学者竟然会顺从极权统治。后来他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从左翼变成保守主义和美式爱国主义者，但又仍然坚持说自己初心未改。直到去世前不久，希钦斯仍然撰写各类文章、在电视上公开辩论，永远定格在一个绝不妥协、充满激情的思想斗士形象。希钦斯的《Hitch-22：回忆录》
（
Hitch-22：A Memoir
，2010）
记录了他在时代风雨中错综复杂的生活和动荡的一生，回忆了影响他一生的政治信仰。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说他相当沮丧地看着这位朋友从支持左翼反帝事业、痛斥美国武力的傲慢、支持越共和桑地诺解放阵线的前托派分子变成了乔治·W. 布什总统在伊拉克的吹鼓手，新保守主义的发言人。布鲁玛认为希钦斯的转向并非特立独行的表现，而是被某种当下潮流裹挟而去。在欧洲和美国都有一批前左派加入了新保守主义阵营，他们相信“9·11”之后的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应该说，在态度甚至立场的转变与思想转变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在此暂且不论。重要的是希钦斯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的确终生没有改变，也没有放弃他的道德信念。
希钦斯在该书扉页上写着“In Memory of Peter Sedgwick ”“纪念彼得·塞奇威克”，这个人也值得说一下。塞奇威克（Peter Harold Sedgwick，1934-1983）是一位英国左翼社会活动家、约克大学和利兹大学的政治学讲师。他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加入英国共产党，1956 年匈牙利革命后退出。后来他加入国际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并为该组织撰稿，1977 年国际社会主义者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塞奇威克拒绝加入新组织，然而仍然致力于左翼事业。希钦斯称他是“自由主义左翼的崇高残余”（a noble remnant of the libertarian lef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er_Sedgwick）
，将这本《给青年叛逆者的信》献给他表明了一种思想上的敬意。另外，从塞奇威克还可以引出另一位人物，俄罗斯作家、诗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历史学家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 -1947），他的《革命者回忆录》
（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 1901-1941）
的英译本是塞奇威克翻译的。塞尔日最初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1919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在共产国际担任记者、编辑和翻译。他批评斯大林主义政权，于1936 年被驱逐出苏联而前往比利时和法国。直到去世他都是一名左翼反对派的亲密支持者。威廉·吉拉尔迪（William Giraldi）认为塞尔日的小说 “读起来像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合集”，指的是“奥威尔不寻常的政治敏锐度和卡夫卡的荒诞喜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ctor_Serge）
。希钦斯在书中提到了塞尔日，说在一份不为人知的名单上有他，“他们代表着早已湮没的一代人”
（150页）
。
因此，从维克多·塞尔日到彼得·塞奇威克再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自由左翼的思想倾向脉络，其关键词可以说是“叛逆者”或“异议者”。
希钦斯很厌烦自己的“事业”被稀释成旧货翻新，也无奈于自己的“异见”被边缘化或被居高临下地“宽容”对待
（2页）
。因此在2000年初当有人问他“能否给年轻人或心绪尚未安分之人一点建议，给出一些让他们规避幻灭的劝诫”的时候，他感到这是一个应该接受的挑战。实际上他也是效法伟大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1929）
，或许还有那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左拉（Émile Édov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1902），他在发出那封最有名的信《我控诉》
（
J'Accuse
）
之前还写过公开信给法国的青年。希钦斯在该书中都提到了里尔克和左拉给青年人写信的事情，而且多年来他自己与青年人的对话一直以各种形式进行着，让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胡须斑白的“六八”一代人和见证过以柏林墙事件为标志的最后一个革命动荡时代的人在向青年人说话。这让人想起一个从前线下来的老兵，一个马克思所讲的“心怀不满的小伙子”到老了还是“心怀不满”，眼看着“愤青”已成“愤老”，但是窗外依旧风雨如晦。于是虽然他说不会讲自己的经历，因为他“知道听一个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回忆烽火是天底下最无聊的事情”
（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