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节，我第一次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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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汉，我们才发现买火车票是那么艰难的一件事。

去广州的票，无论是卧铺、坐票、站票全都卖光了。我们只好坐在武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大人们就轮班去售票口等。妈妈把被子裹在我身上，抵挡夜晚的寒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那个滴水成冰的晚上的。

在等车票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决定去逛逛武汉城。

二十多年后，经过武昌长江大桥附近的首义门时，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六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火车站的场景。

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家儿童游乐场，那些城里的孩子坐在盘旋的飞机里玩耍。高高的桥墩上，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我驻足抬头观看，那猛地响起的汽笛声，吓了我一跳。我们沿着长江大桥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桥下浑浊的江水从脚下流到了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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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们终于买到了车票，是春运期间的临挂。

坐在候车厅，不断有缺胳膊断腿的小孩过来乞讨。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手臂的位置是空荡荡的袖管，另一只手伸向我们。我们都饿得要死，没有什么能给他们的。

那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到广州得三天两夜。我只是一个小孩，没有卧铺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打横睡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就够了。火车慢慢地开，边上的火车噌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是悠悠地、咚嘎咚嘎地走。

车厢里挤满了人，各有各打发时间的办法。我坚称坐在我对面的人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家乡话之外的方言。

到了晚上，大家浑浑噩噩想睡觉的当口，车厢后头忽然一阵喧闹。一群肩上扛着纸箱的男人，正强行向车上的乘客推销东西。

听妈妈讲，他们卖东西，一瓶水要十块钱，一包小吃也要好几十，那时的十块已经算是大钱了。但是，必须买，不买也可以，把钱直接掏出来给他们，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

那些男人，一个个身强力壮，前面的乘客只能认倒霉，掏钱消灾。

我模糊记得，那帮男人中的一个问一位年轻的男乘客，“你买不买？”男乘客摇头，“啪”的一记耳光就扇了过去；又问：“你买不买？”男乘客还是摇头，又是一记耳光。

也不知道那位男乘客挨了多少耳光，大家都沉默着。

我要探头看，妈妈紧紧按住我，用眼神警告我不要乱动乱说话。她惊恐的表情把我镇住了，直到卖东西的人走到了我表哥这里。

事后我听妈妈说，表哥假装睡着了，那男人怎么摇他，他都不睁眼，妈妈吓得大气不敢喘。还好，那男人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我们一家和大表哥在同一个车厢，大舅和姨妈他们在另外一个车厢。事后说起来，只有我们这个临时车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乘务员和乘警也不管。那些打人的男人们，就是所谓的“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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