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到了武汉,我们才发现买火车票是那么艰难的一件事。
去广州的票,无论是卧铺、坐票、站票全都卖光了。我们只好坐在武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大人们就轮班去售票口等。妈妈把被子裹在我身上,抵挡夜晚的寒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那个滴水成冰的晚上的。
在等车票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决定去逛逛武汉城。
二十多年后,经过武昌长江大桥附近的首义门时,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六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火车站的场景。
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家儿童游乐场,那些城里的孩子坐在盘旋的飞机里玩耍。高高的桥墩上,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我驻足抬头观看,那猛地响起的汽笛声,吓了我一跳。我们沿着长江大桥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桥下浑浊的江水从脚下流到了我的家乡。
两天后,我们终于买到了车票,是春运期间的临挂。
坐在候车厅,不断有缺胳膊断腿的小孩过来乞讨。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手臂的位置是空荡荡的袖管,另一只手伸向我们。我们都饿得要死,没有什么能给他们的。
那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到广州得三天两夜。我只是一个小孩,没有卧铺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打横睡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就够了。火车慢慢地开,边上的火车噌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是悠悠地、咚嘎咚嘎地走。
车厢里挤满了人,各有各打发时间的办法。我坚称坐在我对面的人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家乡话之外的方言。
到了晚上,大家浑浑噩噩想睡觉的当口,车厢后头忽然一阵喧闹。一群肩上扛着纸箱的男人,正强行向车上的乘客推销东西。
听妈妈讲,他们卖东西,一瓶水要十块钱,一包小吃也要好几十,那时的十块已经算是大钱了。但是,必须买,不买也可以,把钱直接掏出来给他们,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
那些男人,一个个身强力壮,前面的乘客只能认倒霉,掏钱消灾。
我模糊记得,那帮男人中的一个问一位年轻的男乘客,“你买不买?”男乘客摇头,“啪”的一记耳光就扇了过去;又问:“你买不买?”男乘客还是摇头,又是一记耳光。
也不知道那位男乘客挨了多少耳光,大家都沉默着。
我要探头看,妈妈紧紧按住我,用眼神警告我不要乱动乱说话。她惊恐的表情把我镇住了,直到卖东西的人走到了我表哥这里。
事后我听妈妈说,表哥假装睡着了,那男人怎么摇他,他都不睁眼,妈妈吓得大气不敢喘。还好,那男人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我们一家和大表哥在同一个车厢,大舅和姨妈他们在另外一个车厢。事后说起来,只有我们这个临时车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乘务员和乘警也不管。那些打人的男人们,就是所谓的“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