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过在那个年代，银行几乎是唯一的理财通道，
储蓄≈理财，财富升值率≈银行定期利率。
直到今天，储蓄仍然是中国人理财最重要的手段
。
除了儒家文化里"崇俭黜奢"的传统外，造成这一现象的还有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的压力，他们需要用储蓄，来对冲未来的风险。
当然，在那个年代，中国人除了银行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渠道。不过从1982年开始，陈映霞和丈夫就经常在领工资时，收到一种叫做
国库券
的东西。这种花花绿绿的纸，长得像人民币，但又不能直接当钱花，陈映霞偶尔在急用钱时，托人按95折换成现金。
国库券宣传画，1987年
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1982年，国债以国库券的形式向居民开放，这种“有价证券”从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从刚开始“买的越多越爱国”，到后面单位强制摊派购买，群众对这种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利息不能短期兑现的有价证券又爱又恨。
普通人并不理解这种“有价证券”的历史意义，
而
敏锐的人，已经嗅到了投资和暴富的机会。
1988年的3月28日，38岁的上海人杨怀定，气哄哄的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了。厂里仓库丢了一批铜，居然就因为他经常给大家散烟，就被保卫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当真贼被抓住的时候，委屈的杨怀定深感“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单位不待也罢。
放下铁饭碗的杨怀定在家躺了两礼拜，琢磨未来该干哪一行。焦躁的他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都抱回了家，73张报纸把本就逼仄的房间铺的落不下脚。杨怀定很快就在这密密麻麻的资讯里，挖到了金矿：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初中毕业的杨怀定读过茅盾写的《子夜》，明白
“
凡是交易，就有高低价
”
的朴素道理。低买高卖就能赚钱，杨怀定想明白就干。4月21日大早，他怀揣之前攒下的两万多块钱，来到银行，以108的价格全部买进，几个小时候就以112的价格清仓。
杨怀定一天就赚了800多块钱，在当时，这个数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尝到甜头的杨怀定更加关注报纸上有关国库券的信息了，当他发现合肥也放开了国库券交易，并且当地价格仅售94元时，他深知发财的机会到了，开始了在合肥和上海两地倒卖国库券的日子。他像疯了一般的颠倒日夜，多运一次，身家就要增多两成。
突如其来的暴富，让杨怀定感到兴奋又惶恐
，
一天吃四片安眠药也睡不着。为了吃颗定心丸，他跑到税务局去自首，说自己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要交税，却被告知国库券交易所得不用交税；他又跑到人民银行询问自己是否合法，却被反问“你觉得呢？”
最后杨怀定只好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国库券成就的不只是杨怀定，上海的三家老牌券商：万国，申银，海通都是靠在全国倒卖国库券赚取了第一桶金。在1988-1992年这段时间里，已经熄灭了几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复燃，财富的大门短暂地向拥有灵敏嗅觉的人敞开，又迅速关上，把后知后觉的大众拦在门外。
1988年，对于普通老百姓陈映霞来说，是抢购生活用品的一年；对于冒险者杨怀定来说，是觅得发财奥秘的一年；对于手眼通天的倒爷阶层来说，这是暴富的一年。在这一年，全国商品价差、贷款利差和外汇汇差共计3500亿，其中70%流入了倒爷们的私人腰包[1]。
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财富，只属于一小部分人，至于那句“十亿人民九亿倒”，更像是一句美丽的谎言：
那些特殊时期的灰色蜜糖，在哪个年代都不会属于普通人。
对于像陈映霞这种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理财的渠道的第一次扩容，要等到1990年。在这一年的12月，深圳和上海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人人都能开户的股市，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国人的悲欢喜怒的集聚之地。而在整个90年代，股市更是除储蓄外最重要的投资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
让杨怀定跨越成为杨百万的，不是国库券，而是股票
。
1990年12月，杨怀定以每股91元的价格买进2000股“真空电子”，短短几个月就涨到800元，20万变160万！那个年代A股特别猛，比如豫园股份从1块钱很快就飙到108块，今天币圈也要甘拜下风。
排队认购“真空电子”的股民，上海，1990年
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吸引了社会的关注，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并不熟悉的股市充满着好奇。沪深交易所仅有的几只的股票，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资金的需求，新股发行就成为了投资者们翘首以盼的机会了。由于投资者太过热情，1991年万国证券发行兴业股票时，几乎造成了踩踏事件，这让公安部门感到头疼。
1992年，上海推出了新的股票发行办法：
股票认购证，凭身份证购买，每本30元
。
能否买到股票，要看认购证是否中签，中签了才能买新股。这本是为了平抑市场情绪的措施，却引起了更大的炒作。新股还没上市，股票认购证却很快价格炒上了天。
上海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的门口成了认购证的黑市，这里整整水泄不通的堵了两年，而更大的认购证炒作则在深圳，一个比上海更大胆更冒险的城市。
1992年8月，深圳政府宣布新股认购证发售之后，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如潮水一般向深圳涌来，认购证要用身份证购买，有人甚至背了七公斤身份证的包裹来到深圳。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一座60万人的城市涌进100万的投资者。
冒雨领取申购的证的股民，深圳，1992年
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排着长队购买认购证的人群，这场闹剧最终演变为震惊中外的“8.10”事件，直到今天深圳新股中签只能购买500股，都与此事有关。
在整个90年代，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给了平民老百姓很大的冲击，投资者知识薄弱，风险意识差，监管不完善等缺陷无可避免，但就是在这种
蛮荒与火热之中，中国人完成了对理财和投资的第一次科普
，
让国人在银行之外，有了第二种的投资理财的选择。
营业部看盘的股民，1996年
股市是第一个全民能够参与的理财场所，不过很快它就不再形只影单，到90年代末，房地产隆重的登上历史舞台，对于国家而言，它是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个人而言，它是最大的财富吸水池和倍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