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
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
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而英国人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但是，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人说：
“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
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
拉一天 “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
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
而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
兵丁鞭打试图逃跑和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
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
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
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
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
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
乾隆十三年
（1748年）
，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