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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秋天，我到瑞士留学，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邮箱，也初次经历网络订票的神奇。在异国他乡的我渴望在网上看到中文内容，费尽千辛万苦，唯一能找到的是一家叫做Chinabyte的网站。
1998年，我从瑞士归来，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选题会上，提出应该关注一下风险投资这个话题。风险投资？没听说过。选题最终未获批准。彼时，瀛海威因为缺乏合适的融资机制，张树新正面临被资本方逼迫出局的困境；而拿到风险投资的张朝阳，则正式创办了搜狐。这一年成立的还有新浪、网易和腾讯，
商业网站正式成为我国互联网版图的主要力量。
等到1999年1月，尼葛洛庞帝再次访华时，活动赞助商已经变成了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而瀛海威渐成历史。率先在中国开启门户模式的搜狐公司在中国大饭店举办盛大的仪式，授予尼葛洛庞帝“搜狐天使”的荣誉称号。就在我上台正式聘请尼氏为“数字论坛”总顾问之前，听到身后有人嘀咕：“一个外国大老爷们，叫的哪门子天使？”
“搜狐天使”尼葛洛庞帝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盗火”阶段。“盗火”这个隐喻，喻示着人和技术的复杂关系。从禁忌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和智慧，颠覆现状的技术精神、政治力量和艺术灵感，经由互联网走向我们，然而技术如火，网络既创造又破坏。
进入新世纪，网络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超乎想象。
二十年之前，网络意味着新生活；而二十年之后，网络变成了生活本身。
互联网像催化剂，在促进一拨拨年轻人飞速成熟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构成的改变：打破以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会、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
2016年，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出《数字化生存》二十周年纪念版。一位读者给我写信说：二十年前读《数字化生存》，觉得是科幻书；现在读，觉得是历史书。
站在今天回望那个年代，或许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数字化生存”。它意味着娱乐世界与信息世界充分融合，并且开始具备互动性；它意味着计算机在生活当中从不离场，而你时刻利用这种在场并以之为生活方式和态度；它构成一种平等主义现象，使人们更容易接近，并允许在一个大而多孔的空间内，听到小而孤独的声音；它令组织扁平化，打破传统的中央集权，把大一统的帝国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家庭工业；它使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
就像空气和水，数字化生存受到注意，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为它的存在。1999年，为了在中国推广互联网，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在北京、上海、广州寻找志愿者，把他们关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他们能否仅仅通过互联网而生存。那时，没有淘宝、没有支付宝、没有快递小哥，很多志愿者因为受不了忍饥挨饿，不得不中途退出。2016年，为了向当年致敬，上海做了一个“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志愿者在结束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简直度日如年。
北京青年报关于“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的报道
今天，我们看到数字化生存成为一个过时的东西，人们充满兴奋地谈论的新话题是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太空探索等。计算机和移动设备都越来越索然无味，因为它们将逐渐消失在其他物体中：自清洁衬衫，无人驾驶汽车，服务机器人，智能门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语的药丸。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我们将住在电脑里，把它们穿在身上，甚至以它们为食。一天一粒计算机，医生远离你。
这样看来，数字化革命仿佛已经结束了。所以尼葛洛庞帝应我之邀，为《数字化生存》二十周年纪念版所写的序的题目叫做Been Digital（《数字化之后》）。真正令人惊讶的变化将出现在别的地方，比如我们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管理自身。
今日数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我们需要解决的数字社会基本问题复杂而棘手，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商业与社区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日益包罗万象的网络平台与亟待伸张的用户权利的冲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革命远未到结束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