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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带来这种巨变的研究根本没有持续性。实际上，上述论文的作者们发现，和尼克松当政时相比，如今同等研究成果的成本在剔除通胀因素后是那时的78倍。计算机可能比那个时候小得多了，但现在推动计算机发展的人则会站满许多许多建筑物。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科技行业。开展此项研究的教授和研究生们还考察了农业，特别是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麦的产出水平。他们比较了年产量和用于提高农作物产出而投入的研究资金。开支增多了，产量也上升了，但方式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1960-2015年间农作物平均产量提高了一倍，而用于提高产量的年度研究投资在剔除通胀因素后至少上升了三倍。在某些情况下，或者说某些年份的某些农作物，研究投资增加了25倍。农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似乎越来越多，取得的成果则越来越小。
其他领域的情况也是这样。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们还研究了医疗科研的生产率，特别是在癌症领域。他们发现后者全面下降。尽管发表的论文变多了，上马的临床试验也增加了，但在每10万人中，得救患者的增长速度不断放慢。
虽然取得进展的时刻让人感到惊叹和舒心（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我们看到癌症免疫疗法那样），但总的来说，付出的更多，效果却更小。如果还想以几十年前那样的速度来救人，我们就得发表更多的论文，并为临床试验投入更多的资金。
当然，研究开支的增长往往会在短期内让个别公司获得回报。《财富》杂志对标普500指数的研究表明，2007-2017年披露研发支出增长的公司有155家，其中逾三分之二，具体来说是108家的股票回报率超过了标普500指数。但跑赢大盘和对整个经济产生全面而积极的影响并非一回事。
上述论文的作者们发现，对所有上市公司来说，要让经济增速达到30年前的水平，他们的研发支出就得提高到原来的15倍。结论就是，重大创意，也就是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或改善生活水平的创意变得更难发现了，原因是其成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越发难以进行此类创新是因为随着知识进步，基础知识的规模不断扩大。如今，精通多个科学或工业领域所需的教育或培训投资远高于上一代人需要的水平。
另一个原因是纯研究成本。没错，它也在上升。设备价格普遍上涨，而且更加专业化。可以接触到设备的人变少了。同时，就像我们从一台一台的计算机转向超级计算机一样，我们的文化也从个人取得研究突破变为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要拿酬劳的大型专家团队来设法解决远比以前复杂的问题。我们早已越过了那些低垂的果实，目前正在尝试通过制作工具和建立系统来达到树的顶端。
上述论文以及其他类似著述像是在说，面对创新的枯竭我们只能干瞪眼。别那么绝望。我们也许，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在某些领域走到了繁荣期的末尾，就像某些顶端果实已被基本采摘完毕的树木。从发明计算机到IT和互联网的崛起，摩尔定律一直暗流涌动。如今，这股暗流的速度正在放慢，其他因素则有可能在某一天为经济增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述报告的作者之一、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生迈克尔·韦伯说：“因为遇上了困难，所以创意就见顶了，情况并不是这样。也许，更好的看法类似于石油勘探。在既定的油田中，人们会把大多数石油开采出来，而要开采剩下的那些石油，成本就会非常高。我们在IT这块油田里已经开采了很长时间，但还有一大块我们尚未发现的新油田。”
韦伯指出，其中一块新油田是基因组学，得益于被称为Crispr的基因编辑工具（请参见《正在待命的美国大创意》），这个领域正在涌现诸多新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