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节选了《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探讨了北宋年间四川地区在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上的复杂性，并着重介绍了李处和的一生经历和文化背景。李处和最初作为儒生不得志，后弃儒从商，十年内成为巨富，并再次回归儒生生活，定居乐温县。他的经商活动主要与食盐贩卖有关，特别是私盐贩卖，这可能也是他能在短时间内致富的关键。文章还提到了李处和的文化背景，他深受苏氏蜀学的影响，特别是其“权变”之道，这可能支撑他在弃儒从商和最终归隐读书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李处和的一生经历
李处和先以家传之学而为儒生，后因不得志而弃儒从商，十年内成为巨富，并再次回归儒生生活，定居乐温县。
关键观点2: 李处和的经商活动
李处和的经商活动主要与食盐贩卖有关，特别是私盐贩卖，这可能是他能在短时间内致富的关键。
关键观点3: 李处和的文化背景
李处和深受苏氏蜀学的影响，特别是其“权变”之道，这可能支撑他在弃儒从商和最终归隐读书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正文
行文至此，李处和在巴夔荆襄之间所从事的不到十年就能其利百倍的商业活动已经呼之欲出了：他所从事的经商事业极有可能就是私盐贩卖。他的事业的关键，可能正是将巴夔一带的食盐经长江和汉水水路，运到荆襄一带销售，这或许正是冯时行“荆襄巴夔之间”一语的深意所在。
另一方面，李处和落魄士人的身份，并不会成为他参与私盐生意的障碍，面对高额商业利润的诱惑，宋代士人也有不少积极参与私盐贩卖的，特别是在荆湖盐运杂恶的情况下，私盐猖獗，资贩者众，其中“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这样的事业虽可脱贫致富，但毕竟不可对外宣扬。这可能也是为何在所谓的商业成功之后，李处和竟然“毁其舟车”，放弃大好事业，而选择归隐读书。除了当年曾为“诸生”的心结之外，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难以言说的原因。而冯时行在撰文时，不得不把李处和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段事业全部略去，只字不提他从商的具体经历，恐怕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曲笔”。
二、苏氏蜀学：
理解李处和弃儒从商的文化背景
冯时行称李处和本资中人，“自少传其家学”，弃商归儒后，“葺斋馆，益市六经百家历代史传”，可见李处和颇有家学渊源。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领受家学是许多学者启蒙阶段的共同经历，也是宋代四川地区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之一。
那么李处和从小所习的所谓“家学”到底是什么呢？冯时行对此也是语焉不详，不过从其叙述中，大致可以感受到李处和的家学应该就是北宋中后期以来四川学术的主流——苏氏蜀学。资中靠近成都，学术文化一向繁荣，也是苏氏蜀学传播的腹心地带，南宋初期开始，苏轼以文章知名天下，苏学也成为士人间炙手可热的学问，“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以致民间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谣谚。蜀中苏学之盛，也可以想见。
再者，从他定居乐温后修葺书斋时所买书和所读书中，也可以看到鲜明的苏学风格。“六经百家历代史传”的藏书规模，显然带有苏氏蜀学一系的三教合一、融会百家的偏好。前揭倾向于苏学的李石曾经讲过“兼众人之善”“合众人之智”的为学路径，李石谓：“君子之于天下事也，欲求其通，故学欲其博。”“所谓通者，于文武则曰兼资，于儒墨则曰并用，于三才则曰无不知，于六艺则曰无不习。”李处和购书和藏书的类别涵括了经史百家，正是苏学不独重六经的表现。苏氏蜀学对史学、诸子百家以及佛教、道教都不排斥，都能有所吸收，这一特色正好与李处和的购书偏好相合。
至于李处和在购置六经的同时还买回了诸子百家之书，则显然更具苏氏蜀学的学术气质。宋儒大多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思想视为害道的洪水猛兽，恐怕只有苏学中人，才会既推崇六经，又不排斥诸子百家之类的杂书。苏氏蜀学从苏洵起就有吸收诸子思想为己用的取法。有学者早已指出，苏洵的学术渊源发展脉络是本于法家，参以儒家，杂以墨学，兼发兵家之说，再取纵横之术，最后形成他的学术思想体系。
最后，从李处和的行事上看，他的苏学背景也是有迹可循的。作为一个“诸生”，居然弃儒从商，还从事非法的商业活动，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此时放到他的学术背景中看，则又显得不那么突兀了。苏氏蜀学从苏洵起，其核心思想就在知“权变”。
苏洵对“六经”的理解，核心也在权变，因此苏洵批评王安石“不近人情”，苏轼又说程颐是“不近人情如王介甫”者。因此当李处和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际，走上弃儒从商，甚至有可能加入贩卖私盐的道路，恰恰就合乎人情了。何况他在发家致富后，曾有“是故吾之权道，岂其初心哉”的感慨，则更与苏洵心意相通。苏洵认为只要心正，权术是可用的，对于被儒学视为异端的各种权术并不排斥，公开表示“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显然，支撑他在弃儒从商最后又弃商归儒的艰难道路上走下去的，正是苏氏蜀学的“权变”之道。李处和为学而治生，营殖产业之后，又弃商归儒，正是取商人之术，而不忘儒生之心，最终定居乐温，正是应了“初心”。
不过此时已深受洛学影响的冯时行，对李处和这一可谓没有什么义理可言的双泉堂之名就很不满意，遂以“桓荣以经术为汉光武所贵重”的典故，将堂名改为“稽古堂”。此举对冯时行来说，既是对李处和的鼓励和祝愿，也暗含着对他在既“富”之后还想“贵”的规谏，冯在文中借桓荣的典故阐明世人求富贵之正途，他认为既富之后求贵，是“人人所同欲，虽圣贤不能与人异”，但“公侯轩冕之贵”，关键在于得之要正，不可得之于“谄谀”“奸诡”“贿赂”“杀虐人”“锥刀克剥”“谄害君子”等“苟私于其身不顾国家”之举，因此李处和“始贾于江湖，晚晦而易其货于诗书”之举才值得备加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