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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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其实,“斯诺命题”的提出,与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国家即将走完战后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现,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斯诺认为,他有可能调停甚至解决现存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差异。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文章中,对“斯诺命题”的核心观点作了集中阐述。在斯诺看来,“两种文化”之所以分裂,直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等学校对专业化教育的盲目追求。他回顾了英国及欧洲的高等教育历史,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就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教育。这种专业化教育,使得青年大学生在学习期间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教育。二是社会形态将其定型化,即社会形态使这种分裂成为惯例。社会现实不仅默认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制度规定、机制运行等方面推进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社会现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是同等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斯诺认为,“两种文化”分裂的长期存在,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一是社会历史的渊源;二是学者个人的经历和禀赋的不同;三是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寻求知识的不同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四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科学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斯诺特别看重最后一个原因的作用。斯诺认为的工业革命,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斯诺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内涵作了区分,斯诺作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这里讲的工业革命,主要是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没有许多自然科学家,而是众多实践家,他们从技术上解决了一系列工艺过程问题,比如蒸汽机的使用等。这里涉及的不是自然科学家的成就,而是实践家的成就,至多是应用技术的成就。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给当时的“两种文化”带来三个结果。一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学科这种文化,开始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成就,而当时很多人文学者对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脱离工业革命的实践,自顾自地继续坚持传统的人文研究。二是工业革命促动的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而只是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三是纯粹科学即我们讲的基础学科,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冷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基本上是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实践者,他们通过工业技术革命,寻求自己的发展机遇。

斯诺认为,发生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随之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把真正的科学运用于工业,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对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大多还是一窍不通,把应用科学研究仍然视为“二等头脑”的职业。从工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整个英国社会流行的还是重视纯科学研究、轻视应用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斯诺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游离于工业技术革命的主流。这就出现了“科学文化”的双重分裂: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愈益分裂,因为自然科学较快地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与纯科学开始分裂,应用科学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纯科学游离于科学革命。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尽管被纳入统一的“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大。在人文社会科学内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整个脱离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部分应用学科慢慢地靠近和依附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人文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基础学科,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离得更远些。斯诺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二战以后,纯粹科学才开始转向靠近应用科学,也就是纯粹科学逐渐进入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之中。这就说明,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多学科融合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基本取向是向技术实践、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靠近。

二、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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