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
（2）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3）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介於歷史學與地理學之間的交叉邊緣學科。
所謂“交叉邊緣學科”的觀點，實質上是迴避了學科屬性的本質特徵。現在絕大多數學者，都附和上述第二種觀點，即普遍認爲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這樣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們對其研究對象的考慮。因爲如上所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各項構成要素。從語法結構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歷史”衹是對“地理”的限定或者說是修飾，“地理”纔是構成“歷史地理”的核心內容。我這麼一說，大家一定認爲當前歷史地理學界這種普遍認識是十分合理的，是因爲它合理，纔成爲這個學科的普遍共識。
那麼，實際的情況、或者說這個學科的真實面貌確實是這樣的麼？小時候，那個時候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們共產黨人就最講‘認真’。”現在我不僅長大了，而且還長老了。人怎麼長都會長大，也都會長老，但我在成長過程中成爲了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因此，不管做什麼，都最講“認真”；特別是在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始終把這“認真”二字奉爲治學箴言。
“認真”治學，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拋開既有的成見，獨立思考。認真讀書，獨立思考，從更廣闊的學術背景出發去觀察，首先讓我想到的是，世間萬物，都存在着聯繫，所謂“學科”，不過是人們爲了研究的方便，側重研究對象某一方面的屬性而做出的人爲界定。目前的絕大多數學科，是按照研究對象某一方面的內在特性而划定的。
學術界的實際情況是，人們把研究人類社會行爲時間屬性的學科，划定爲歷史學；同時又把研究自然和人類空間屬性的學科，划定爲地理學。然而這個時間屬性和空間屬性是世界上各個學科的研究對象所共有的，也就是世間萬物都有其時間屬性和空間屬性。這麼一想，我想大家都會明白，在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學科當中，歷史學和地理學是兩門非常特殊的學科，而歷史地理學所研究的地理空間的歷史狀況及其變化過程，恰恰又把這兩門特殊的學科重疊到了一起，也就是把時間特性與空間特性融合到了一起，可謂特中之特，我們在認識其學科屬性的時候必須首先充分瞭解這一點。
時間和空間這兩個屬性，如果我們用座標線來表示，就是一個是縱軸，一個是橫軸，二者具有同等地位，而歷史地理學就是這樣兩個居於同等地位的軸線的複合體：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也就沒有必要一定要在歷史學抑或地理學之間強自做出孰軒孰輊的判別。也就是說，既可以因側重時間特性而將其劃入歷史學科，也可以側重其空間特性而把它歸入地理學科。
假如像現在歷史地理學界絕大多數人所主張的那樣，一定要基於其空間屬性而把歷史地理學劃歸地理學科，那麼，我們又如何看待歷史學的時間屬性？因爲若是對人類活動的時間屬性視而不見，那麼，我們就應該把政治史劃歸政治學，把經濟史劃歸經濟學，把軍事史劃歸軍事學，等等。依此類推，歷史學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種研究對象了，歷史學科也就不再存在了。我們完全沒有理由一定要排斥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科屬性。
好了，現在大家同我一起回顧一下前邊我講過那句話——“人類歷史活動是歷史地理學的核心構成要素”，也正是基於這一核心構成要素我們纔把古地理學和當代地理學同歷史地理學區分開來，站在這樣的出發點上再來歷史地理學的時間屬性，當然更有理由把歷史地理學看作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由此出發，上溯於中國傳統的學術，我們纔能更好地把握歷史地理這門西方現代學科在中國也是有它的淵源的。
二、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
我在這裏強調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科屬性，一方面，是想要矯正“時弊”，對當前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普遍認識談一點自己不同的想法；另一方面，今天談論這一問題，還有更爲直接的意圖，這就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來追溯相關內容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狀況和地位。
中國傳統的圖書目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古代學科體系的認知。從唐初形成的比較完備的四部分類目錄《隋書·經籍志》開始，直到清乾隆年間達到登峯造極程度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古代圖書部類構成的四部分類體系中，地理類書籍一直是被歸在史部。儘古代目錄學體系中的史部書籍並不完全等同於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學，它區別於四部分類中其他部類的共同的本質特徵，是其內容的社會性，即側重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活動和行爲，而不是其時間屬性，可時間屬性畢竟還是史部中大部分書籍所具有的一項共同特徵。所以，由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科屬性出發向上追索，我們就能夠很容易地看到，古老中國的學術傳統，同歷史地理這門現代西洋學科不僅在過去具有很深的淵源關係，而且至今還存在着緊密的聯繫。
這些同歷史地理學研究相關的內容，學者過去習用的稱謂，是“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所謂“沿革地理”，沿即沿襲，革即變革。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主要研究歷代疆域、政區制度、地方名稱和方位、水道名稱及其所流經地點的沿襲和變革。
中國古代比較全面地體現這種沿革地理內容的著述，應當首推東漢時人班固撰著的《漢書·地理志》。
《漢書》是班固編著的一部斷代的紀傳體史書，記述西漢一朝的歷史。《地理志》是《漢書》當中的一篇，當然要以記述西漢的地理設置如郡縣等行政地理的基本要素爲核心內容。但在《漢書·地理志》中，同時也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沿革地理的內容。
《漢書·地理志》所體現的沿革地理內容，主要是一如《漢書》其他諸志，並不僅僅局限於記述西漢一朝的情況，而是通敘西漢以前歷朝歷代的地理建置。具體做法是：在篇首以《尚書·禹貢》的內容來充當夏、商兩代的地理，以《周官·職方》來充當周代的地理；敘述西漢的郡縣建置而在記錄其建置淵源時，起始於秦朝，並附記西漢末期新莽一朝的主要變化；在篇末描述大範圍的地理區域特徵，乃依循戰國列強的疆界。此外，在記錄各郡之內縣邑建置的由來時，向上述及春秋諸侯封國（若曾爲國都則直至夏商週三代帝都）。
總而言之，主要是記述郡縣體制下某一政區設置本身的歷史沿革，在特定政區之內的非政區地理要素，則主要是在一些縣下記述有重要河流水道的源頭、尾閭、河流長度（“行若干里”）及其所流經的郡數（“過郡若干”），同時還記述有一些重要山峰，在這當中，包含有《禹貢》載錄的山水澤地所在的郡縣。這樣的內容，已經非常豐富，後代其他同類紀傳體“正史”中的地理志或郡國志，以及記錄全國地理狀況的地理總志、記錄各個區域地理狀況的地方誌，大多都繼承了《漢書·地理志》這一基本記述形式和內容。因此，有人認爲，可以把《漢書·地理志》的出現，看作是沿革地理學在中國古代創立產生的重要標誌。
繼《漢書·地理志》之後，中國傳統沿革地理學在西晉時期又出現了一次重大發展，代表這一發展的地理著述，是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郡國志》。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是記述東漢一朝歷史的紀傳體“正史”，不過其本紀和列傳部分，早已失傳，只有“志”這一部分內容，由於在北宋的時候，被人摘取出來，編到南朝劉宋范曄撰著的《後漢書》中，用以彌補范曄《後漢書》沒有“志”的缺陷，這纔寄寓於《後漢書》中流傳下來。我們現在看到的范曄《後漢書》，裏面都包含這部分司馬彪撰著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