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考察特朗普从奥巴马政府接手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基辛格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他认为世界徘徊在国际大动荡的危险边缘上。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权力平衡由西方转向东方，也是因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世界秩序存在着四种相互斗争的力量——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中国和美国——都处在不同阶段的转型（如果不是衰朽）之中。那么真正的合法性也就不能广泛地存在于任何一种秩序中了。
当今世界动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区性国家集团的形成，这些地区集团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容。他不无担忧地表示：
“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可能比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具破坏性”。
与世界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观点相反，基辛格认为当今世界格局相当不稳定。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持续的政治存在之间存在高度紧张，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已经显露无遗。此外，我们还默认核武器扩散已经远远超出了冷战时期。
我们还拥有了全新的网络空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的新版本。在基辛格最近和杰弗里·古登堡（《大西洋月刊》总编辑）的访谈、和他传记作者的私人对话、以及本文中，他描述了他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大规模冲突导火线的四种情形：
1. 中美关系恶化，
也就是两国踏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现存大国与挑战现存大国的新崛起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历史定律；
2.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破裂，
这种破裂源于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
3. 欧洲硬实力与使用硬实力的意志的瓦解，
这是因为现代欧洲领导人们拒绝接受没有威慑力的外交是空话这一道理；
4. 中东冲突的升级，
这是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看来，奥巴马政府将地区霸权移交给了尚处在革命中的伊朗；
在缺乏一个连贯的美国战略的背景下，一个或多个威胁相加都会使矛盾升级成大规模冲突。在迅速威斯特伐利亚化的亚洲，美国被寄望于扮演平衡角色，但美国同时也是日本的盟友和官方宣称的中国的伙伴，这种情况类似于俾斯麦面临的局势：奥地利与普鲁士结盟，这种联盟又由普俄之间的条约保持平衡。
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关系维持了欧洲均势的弹性。后来这种关系以提高透明度之名被终结了，随后引发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失败的重返亚太战略是重复俾斯麦之后德国领导人（即威廉二世）犯的错误，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明确，他明确反对奥巴马在2014年1月《纽约客》杂志中提出的主张。
奥巴马对大卫 ·兰尼克（《纽约客》总编辑）说他的目标是达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平衡。基辛格反对道：“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需要的是介入而不是退出中东”。实际上，奥巴马的看法是威尔逊主义的修辞与主要受国内政治考量所驱动的战略撤退结合的产物。
在与杰弗里·古登堡的访谈中，基辛格更深入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当阿萨德政权跨越红线使用化学武器时，总统却做出了不干预叙利亚的糟糕决定，武力干涉不应当成为与叙利亚国内武装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
无论奥巴马出于何种理由力求实现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新的力量平衡，他已经“造成了美国战略撤退的外界印象与事实效果”。
伊核协议解除了对伊制裁措施，却不要求伊朗限制在中东地区采取的“帝国主义与圣战式外交政策”，这未免对伊朗太过有利：“仅仅以为特定武器协议就足以使他们产生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这一看法没能考虑到伊朗两千多年的帝国传统。”基辛格对其他政治家想法的洞察力并不因其年迈而衰减。
“奥巴马似乎没把自己当作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他尖锐地评论道，他（奥巴马）自认为能力非凡、独具一格。奥巴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避免美国的漠不关心扰乱世界的稳定。… 由于奥巴马政府同样认为全球趋势正朝着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方向发展，于是美国的首要战略责任就成了避免阻碍必然趋势... （但是）奥巴马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使他采取了被动的策略 …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避免了一些事情的发生 … 另一种对政治才能的标准则认为其应当着重塑造历史，而不是阻挡历史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