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2010年5月，《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举办“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1年，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举办了3次，分别在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和深圳大学举行；2012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增加至5次，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2013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举办3次，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主题为“第一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其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2014年，比较政治的主题会议举办3次，其中一次为国际会议，主题为“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趋势和中国”，其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这些会议出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从学科性大会向具体议题转变；二是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
在机构、刊物和会议之外，其他的一些工作也在深入开展。例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建设和维护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研究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http://psi.ecupl.edu.cn/)，编辑《比较政治学通讯》电子刊物(每月一期)，并创设和维护比较政治研究的微信公众号(bijiaozhengzhi)，这些新的沟通平台都会定期更新国内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和新成果。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存在的问题
1.中国比较政治学界尚缺乏一个行业组织。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一级学科的全国性学会下面往往会再设各个二级学科的分会。这种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往往会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缺乏全国性学会，所以中国比较政治学界缺乏定期的年会活动。虽然比较政治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每年都会举办数次，然而由于缺乏相对固定的全国性年会，所以研究者对比较政治研究的认同无法得到制度性强化。此外，更为困难的是，比较政治的研究者仍然分散在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政治学理论、世界历史、外国语研究等不同的学科中。这些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在从事比较政治的研究，但是他们之间却仍然缺乏足够的整合。可以说，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碎片化的特征，而行业组织的建立则可能会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2.具有较高内涵性的原创性成果相对不足。因为比较政治是一个以方法来命名的学科，所以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政治而言非常重要。近年来，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论意识在增强。许多比较政治研究者都开始强调比较方法：杨光斌在《比较政治评论》第一辑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是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唐睿和唐世平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的文章就充分运用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质性比较分析(QCA)。然而，能够娴熟和到位地使用比较方法的成果还是相对缺乏。同时，研究方法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提出或证实理论，所以将方法和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成果则更加缺乏。李辉等人指出的“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是指向这一点。
3.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国内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真正经典的作品需要结合目前国际上比较方法的前沿进展，并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也只有产生类似《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这样的经典作品，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才会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影响和学科地位。虽然近年来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呈上升趋势，并且受到过国外严格的方法论训练的海归比较政治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到目前为止，就笔者目前掌握资料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在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Comparative Politics这些重要的国际比较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非常少。因此，国际学术圈亟须中国学者发出声音，以提升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要产生经典作品，首先要确定自己的核心研究议题。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过程中，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作为其核心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又将民主转型(包括民主化和民主巩固)作为其新的核心议题。那么，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应设定为何种领域呢？笔者认为，民主转型这一概念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如果简单地沿用这一概念模式，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近年来，国内关于国家治理出现讨论的高潮。尽管这一概念提出的背后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从其提出后受到学界关注的程度来看，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内在价值。因此，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国家治理设定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
国家治理既可以作为理论群中的核心概念，又可以作为涵盖多项子内容的问题领域。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提出一个好概念的八个标准：熟悉、音韵、简约、一致、差异、深度、理论功效和现实功效。而“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基本符合这些要求：第一，“治理”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流行多年，因此，“国家治理”这一概念组合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熟悉的感觉，并让人感觉到这一概念有音韵的回响；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概念而言就显得比较长，而国家治理作为概念则符合简约的标准；第三，一致是指概念属性的内在一致性，而国家治理的概念属性一致地指向“治”而不是乱的状态；第四，差异则是指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差异性，而国家治理则在单元上明显地有别于全球治理或城市治理；第五，深度是指该概念所承载的特征是否丰富，而国家治理在其具体内涵上既包含国家的作用，又暗含多元与社会性的意义；第六，国家治理的理论功效在于挑战民主转型概念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其现实功效则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治理状况提供指导。简言之，按照吉尔林的这些标准来看，国家治理确实是一个好概念。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国家构建、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
国家构建是建立最小意义的国家的过程，其主要包含财政自主性和暴力国家化两层内涵。国家发展可以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个方面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由秩序系统(政治和社会稳定)、赋权系统(政治和经济赋权)和创新系统(经济和社会创新)等三个部分构成，而国家治理能力则主要是一种评估，其由效用评价(治理的基本效果)、效率评价(效果与成本之比)和法治评价(效果实现的制度化程度)等三个部分构成。国家转型是从一种长期形成的治理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的过程，譬如一战前英美的国家治理是“强社会、弱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之后则逐步向“强社会、强国家”的平衡模式转型。另如，法德在二战前的国家治理特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而在二战后则逐步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型。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往往表现为治理体系的三个系统与治理能力的三种评价都普遍较强，并且相互平衡。通过这一界定，我们会发现不同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治理任务是不同的：一些处于失效边缘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家构建问题；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是国家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则更多面临国家转型问题。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不同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和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