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利率调控的四个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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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控制货币供应仍然比较契合当前的宏观调控目标。 美韩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恰恰发生在其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有下台阶的表现，背后正是去产能和去杠杆的推进。这与我国当前所处的阶段其实非常类似。这时，央行若不在货币供应上有所控制，就可能刺激产能的进一步累积，杠杆的进一步叠加，风险的进一步滋生，市场出清的过程就可能被极大延误。

例如，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工业品价格涨势很猛，企业盈利也有很好的改进。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对照：2016年，国企的杠杆率（以资产负债率来度量）是没怎么降的，反倒是民企的杠杆率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只有国企的投资是扩张的，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投资都是收缩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目前中国的债务率已经达到260%以上，其中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达到165%左右。我们做过拆解，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中，国企债务率在120%左右。这些都说明国企投资扩张的冲动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总量控制呢？

其次，货币供应与宏观经济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在弱化，但这种相关性仍然是存在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效应在弱化，利率传导渠道的效应在强化，但在量级上可能仍然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

例如，广义M2增速已经连续三月降到10%以下，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指出，不要太过看重这个指标，它只是一个参考指标而已。但在资本市场上，传统思维的惯性很强：有很多人认为，这么低的货币增速，货币政策在边际上能不有所调整么？!还有很多人认为，即便不看M2增速，也要看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还是比较平稳的，说明金融支持经济的力度其实比较充分，所以当下中国经济有相对稳健的表现也不奇怪。其实，不管是看重还是看轻M2低增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这些看法背后也还是有货币数量论的影子的。

判断二：中国具有向价格型调控渐进转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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