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如何成为新型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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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跨国公司所引发的担忧

跨国公司能为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带来巨大的益处，承认这些益处对我们处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政策挑战至关重要。首先，跨国公司可能会加剧很多市场内部的竞争。当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或者当美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时，竞争就会变得激烈起来，国内公司便会失去市场势力。对于世界上很多面积比美国小得多的国家来说，竞争的结果尤其重要。想象一下，如果像挪威或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在手机或飞机生产方面不得不依赖于国内公司，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受制于该国的手机或飞机生产的垄断企业。而这些小国家又不足以拥有多家生产手机或飞机的国内企业，所以当外国手机或飞机制造商进入挪威或哥斯达黎加市场与这些国家的国内公司展开竞争时，受益的是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外国公司通常也能向美国消费者提供一些除了国内产品之外的有用的选择。此外，这些外国公司还能够提供工作机会、新科技和新产品。

世界上那些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成功是有其原因的。这些公司生产优质的产品、传播知识，并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它们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2016 年世界上赢利最多的公司是苹果公司，其产品的受欢迎程度毋庸置疑。很多顾客既喜欢使用光彩熠熠且纤细轻薄的苹果产品，又喜欢在像玻璃盒子一样的苹果实体商店内购物。苹果产品以人性化而闻名，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都可以借助苹果电脑设计出能迷惑博士工程师的计算功能。苹果公司创新性的产品也激发其竞争对手生产出更好和更人性化的产品。苹果公司竭尽所能地寻找取悦全世界苹果客户的方法，以保持其市场支配力。苹果公司的产品既促进了上游创新（为苹果公司制造芯片和屏幕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创新），又促进了下游创新（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苹果产品的用户的创新）。

结果，苹果公司仍然是一家高利润的企业；其在 2016 年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收入为 45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收入在海外避税港完成入账。尽管企业的很多避税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但这的确表明美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如宣传的那样有效果。利润转移使得税收收入无法进入国库，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下文将展开讨论美国最近实施的税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简言之，推动国际商务发展的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带来诸多裨益。但是，这些公司也会在市场势力、对工人的影响、监管竞争和税收竞争方面引发重大的政策担忧。下文将阐述如何应对这四个方面的担忧。

跨国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

全球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全球规模最大且实力最强的跨国公司之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调查得出全球排名前 10% 的上市公司，赚取了全球市场 80% 的利润。年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收入之和占全球公司总收入的 60% 以及全球股票市值的 65%。

《福布斯》杂志每年会评选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2 000 家上市公司（根据销售额、利润、资产和市值进行排名）。通过对它们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的利润率近年来呈增长趋势。从 2004 年至 2018 年，榜上有名的 2 000 家顶级公司的总利润的增长超过了 400%，而这些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大约 200%。尽管同一时期内这 2 000 家顶级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旗鼓相当，但是它们的利润增长则要快得多——虽然在经济大衰退中的利润有所下降。2017 年，该杂志评选的“全球上市公司 2 000强”的总销售额达到了 39 万亿美元，而利润达到了 3.2 万亿美元。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市场集中化愈演愈烈。在大多数经济领域中，规模最大的公司的收入份额正在增长。超额利润，即超过正常（市场均衡）资本回报率水平的利润，也在增长，并与公司的市场势力密切相关。最吸金的公司的市场回报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相对于普通公司而言呈现出巨额增长。在美国，超额利润估计占所有公司总利润的 3/4。

全球跨国公司的权力给普通劳动者造成了负面影响

大公司跨国经营的属性以及它们所拥有的支配地位使得它们在与供应商、劳动者，甚至政府谈判时享有更大的谈判权力。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的有趣研究表明，大公司日益增长的市场支配力和日渐降低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关联。 研究人员发现，科技变革推动了市场占有率集中于少数公司手中，他们表示，这些大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比一般公司要低（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来说，大公司的普通劳动者数量更少）。因此，随着这些世界上大规模公司的支配力变得越来越大，占据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收入份额会相应地下降，原因是这些公司在进行固定产值输出时使用了较少的人力。

劳动份额的下降也与公司现金积累的大量增加有关系。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收入以公司利润和留存收益的形式大量地聚集在少数极成功的公司手中。近年来，美国企业税前或税后利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1980 年以来，美国公司的税后利润出现了极速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大约6% 增长到超过 9%。

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进行的大量现金积累，并没有推动那些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生产效率而让普通劳动者受益的投资。实际上， 近年来越来越高的市场集中度与投资的下降不无关联。很多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都对储蓄的增加和投资的下降表示了担忧——其中， 本 · 伯南克表达了对“过高储蓄”的担忧，而拉里 · 萨默斯对“长期停滞”表示悲观。

过高的公司回报会压缩经济领域内其他生产要素的回报。就职于最成功公司的员工不会受到影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被这些最成功的公司收入囊中，其他公司的员工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和实际工资的较低增长。

戴维 · 韦尔认为公司正在日益“分流”，即非核心业务（比如保洁和薪资处理）通常会被外包给其他公司，甚至是海外公司。这些更日常化的工作面临激烈的竞争：利润率低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公司在控制成本方面通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市场势力的不断增强，给效率和经济不平等都造成了重大影响。 在效率方面，没人能够确保拥有市场势力的公司做出的经济决定都符合社会利益；这些大公司可能会打压小公司的创新，或者在缺乏足够竞争压力的条件下哄抬价格。

此外，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会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造成巨大影响。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最成功公司员工的高收入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公司的市场势力所产生的大部分租金收益，都落入了富人囊中。18 公司的股东和高管们攫取了公司市场势力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与劳动收入相比，大量的资本收益和分红落入了高收入群体的手中。

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在最近几十年实现了大幅上涨，这既与公司的市场势力有关，也与社会规则和税收政策有关。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增幅超过 900%（扣除通货膨胀对美元的影响）。目前，这些高管的平均年薪为 1 500 万美元，是公司普通员工的 300 倍，自 1980 年以来增长了 10 倍，当时高管们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 30 倍。

政府如何对跨国公司实行监管？

超级跨国公司的市场势力，让人们开始担心其对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关心消费者权益的政府，依然可以通过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一问题。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的反垄断法通常在国际上也具有效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对所有想要在美国经营或将产品销售给美国消费者的公司都具有管辖权，无论这些公司的总部属于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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