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泰：有序推进管资本为主的国企改革丨高端访谈

陈清泰： 国企改革实际上已经几起几落，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如，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加快建设资本市场、减员增效、兼并重组、抓大放小、政策性破产，以及优化资本结构、施行债转股、三年脱困等。经历那轮改革，国有企业状况有了改进，结构也有所优化。加入WTO之后国家迎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国有企业出现了十年的辉煌。

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追赶期，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中，国企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础原材料、基础设施、基础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快速发展，以较短的时间走过追赶期。

到2011年左右，中国投资驱动高峰期结束，需要向创新驱动转型。 这个时候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政府授予国有企业行政垄断地位、把国有企业当作调控经济的工具、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使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动力，缺乏活力。由于政企分开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的政策不断强化，每个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被分作体制内、体制外，还有行政级别；在市场准入、获得稀缺资源、银行贷款，以及对政府话语权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调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内在动力，国有企业被管得缺乏活力，民营经济发展受到制度性阻碍的状况必须改变，企业改革成了经济体制转型的焦点。

陈清泰： 实际上，问题早已存在，只是到经济转型时矛盾更加尖锐了。 从体制来看，我们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当非公经济超过一半时是否就碰到了天花板？因此，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争论不断。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在文件中提了一句狠话，“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但是始终没有做到。

后来国务院发了一个“非公36条”，没解决。不到五年，又发第二个“36条”，还是没解决。其间，国资部门高调宣布，国有经济在七大行业要保持绝对控制，九大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这种体制下，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

陈清泰： 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传统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是实物形态的“国营企业”，后来称为国有企业。1987年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此规范国有企业。1993 年颁布了《公司法》，为国有资产资本化、向公司制转型创造了条件。至此，国有资产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国有资产下可以有两种企业制度、相应地政府有“管企业”或“管资本”两种管理方式。

客观地讲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这些体制性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不是党和政府不重视，不是政策出得少和文件写得不到位， 本质的问题是用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办法管理进入市场的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本身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改变不了体制性缺陷。

企业法的立意是政企不分，企业法的主张就是政府管企业，这都是法定的。公司法主张的则是公司的独立地位和自我治理。因此，国有企业的“转制”就是由企业法规范转向由公司法调节；政府要摆脱“管企业”的纠结，就要落实管资本为主，推进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从企业法变轨到公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