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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SARS，并同时发布了全球旅游警告。
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温哥华人。在从香港返回温哥华后，他也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他的家里，除了妻子，没有别的亲戚。在发病后，他直接去了温哥华总医院，传染科医生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隔离。他最终传染的人数为零。
多伦多当时报纸（图片来源：Canadian Environmental Health Atlas, Toronto Star）
3月25日，全加拿大共报告19例SARS，其中18例在多伦多，1例在温哥华。而当天下午，又有48例患者因为疑似SARS收治入院。这创下了这轮疫情以来的记录，多伦多地区的负压病房已经超负荷运转，多位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患病。25日当天，安大略省政府将SARS定为强制汇报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部门有权对患者进行隔离。3月26日，安大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指令数千人在家中隔离，一切救治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指挥，所有医院执行橙色代码
（Code Orange）
，暂停一切非必要医疗服务。
2003年4月13日，星期日，多伦多新宁医院SARS病区。
张医生今天值班。出门前，他还告诉同为医生的太太，尽管执行了最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新加坡的一名医生也不幸感染SARS离世。
张医生的病人是两名重病SARS患者，在繁忙的白班结束后，他与同事进行了交接，回到了家中。家里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他已经同太太商量好，回家以后就自我隔离：大部分时间待在地下室，上楼吃饭时戴上口罩，自己单独使用一套餐具。
三天以后的4月16日，他开始感觉到异样。不断上升的体温提醒自己，他可能被传染了SARS。他知道这是一种新型病毒导致的呼吸道传染病，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他飞速地在脑海里思考了一下他不在人世的可能：家里的财政状况、子女和家人。当他想到他可能再没有机会看见自己的一双女儿长大成人时，心底忽地一颤。
他打电话给同事：请假，安排自己的临床工作。同事告诉他，还没有医务人员在遵守严格消毒隔离制度下，感染上SARS，让他不要过于担心。
次日，当体温升高到39度时，他打电话给了传染科的值班医生，后者告诉他，第二天请到医院接受检查。在那一夜，他辗转反侧：自己是否传染给了太太？如果太太生病，谁来照顾孩子们？她们会不会已经被传染？想到万一亲人们染病去世，即使自己幸存，余生也将在痛苦中度过。
第二天，张医生开车回了医院，在自己的车位停好车，径直去了急诊。急诊检查结果显示，血象基本正常，淋巴细胞计数偏低，血糖略高，胸片疑似阴影，CT显示肺部浸润。他被收入住院，开始接受利巴韦林和泼尼松治疗。忍受着利巴韦林导致的恶心，他的转氨酶也开始升高。更令人担忧的是，淋巴细胞持续下降，伴随血小板减少，还有乳酸脱氢酶的攀升，显示体内炎症反应正在恶化。在甲强龙冲击治疗三天后，体温没有丝毫下降。
4月26日，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他强忍着气促，打电话给女儿们道晚安，因为他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太在电话那头表现得很镇定，让他多了一丝勇气。
当晚的值班医生韦伯斯特曾是他在医学院时的老师，也是资深的呼吸科专家。他认为此时的呼吸症状，可能是因为肺部严重的纤维化。两位医生之间的谈话，丝毫没能缓解张医生的焦虑，他变得紧张和烦躁，甚至提出转院治疗的要求，希望能抓住哪怕是最后一根稻草。新宁医院是加拿大最大的医院之一，转院治疗没有现实意义。
在甲强龙冲击治疗三天以后，一般的指南都建议换用中低剂量泼尼松维持。韦伯斯特医生推测，大剂量激素使用以后的骤停，可能是呼吸症状恶化的原因。当夜，他让护士又注射了125mg的甲强龙。一小时后，张医生开始觉得症状缓解，沉沉睡去。当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进病房时，他欣慰的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插管，而且感觉在好转。
张医生在病房里面度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他也得知自己当时照料过的两个病人，都相继不幸病逝。但自己活了过来，在入院三周以后，他的体温恢复正常，血氧饱和度再次回到99%。当得到出院医嘱，当自己步出病房，当同护士们招手道别，当回到自己落满灰尘的汽车时，他感觉犹如重生。
他后来才知道，在住院的三周，他的汽车，宛如一块告示牌，提醒着过往同事，自己在同病魔战斗。重新踏上油门，也同时载满了同事们的挂念和祝福。
张医生的汽车（图片来源：Cheung CM. My experience with SARS. CMAJ. 2003 Dec 9;16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