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北魏帝国的外部，割据南方的南齐政权不时兴师北上，对北魏在江淮一带的据点进行侵袭。另一面，塞北一带的柔然部族也频频向北魏的军镇发动攻势，让北魏颇为苦恼，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因而愈发险恶；而在北魏帝国的内部，则存在着大量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编外法民”。
他们在战乱时期，或依附于地方实力派，或以“贵族奴仆”的身份来逃避国家的赋役摊派。地方势力也因此得到了重构与强化，从而成为了北魏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重新统一起北方的北魏政府可谓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而北魏建国之初，汉人士族崔浩因为“修国史直言不讳”（实际上，可能同崔浩坚持压制鲜卑贵族世袭特权有关）一事而触怒鲜卑贵族，结果横遭“灭门之祸”。
崔浩的悲剧不仅没能解决北魏上层的权力之争，反而使本已被帝国上层刻意淡化的
“胡汉民族矛盾”再一次升温，
并与上层权力的角逐交织在一起。潜在的各种矛盾也时刻存在着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崔浩像
“冯太后”的“改革公关战”
当北魏的皇位传到冯太后的儿子（非亲生）献文帝（英年早逝，皇位不久便传到其子孝文帝手中）手中时，潜在的危机已逐渐开始浮出水面。朝廷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逐渐演化为权臣对皇位的架空与觊觎，一些权臣也因“德高望重”而愈发的肆无忌惮。
但冯太后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新手，她选择了暂时的沉默，并对朝廷各方势力的角逐采取了坐山观虎斗之态势。在其陷入纷争之时，冯太后果断出击，对朝廷内的各方势力，或拉拢，或压制，或做出政治承诺，并最终扫除权臣而成功把持了朝政。冯太后的这一手，无疑为她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