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让我们首先考察汉学和海外的中国研究。所谓汉学，是从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内部看中国。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老话，或苏东坡《题西林壁》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有名的诗句。这样看来，作为国际学术一部分的汉学，因为是“旁观”，有一定客观和批评的距离，往往可以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有独到的看法，对中国人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有启发借鉴的意义。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不仅其立场观点不同于中国学者，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汉学家往往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把这类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这当然会形成汉学研究不同于中国本土学术的特点，但同时也可能产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傲慢与偏见”，即以为中国和中国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其实是一种西方理论的傲慢，也因此产生其狭隘的局限。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只说到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可以用两句老话来概括，那就是“隔雾看花”、“隔靴搔痒”。从外部观察固然可以有一定客观距离，但也未尝不会失之粗疏，没有直接经验的真切体会。其实庐山之大，无论站在山中还是走到山外，都不可能穷尽其貌，这正是东坡要告诉我们的。东坡这首诗虽然结尾两句很有名，但开头两句才真是说出了观察理解任何问题的复杂多变，因为他说得很明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庐山面目是变化的，依据我们所处位置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把这个道理用来理解中国，我们就可以明白，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不同角度看，把看到的不同面貌综合起来，才可能接近于真情实貌。换言之，汉学和中国本土的学术应该互为补充，汉学家不能忽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也不能不了解汉学家的著述。中国和海外学术的互动交往已经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曾撰文说：“我们早已经该打破‘内’与‘外’的隔阂，抛弃‘社会科学模式’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抛弃西方‘理论复杂性’的自傲，整合中西学术最优秀的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在获得准确的认识方面，更接近‘庐山真面目’。”
西方汉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对我们了解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关系不无帮助。最早从欧洲到中国并在文化的互动交流方面产生影响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来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在北京建立起基督教教会，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多有交往，用中文撰写了《天主实义》等多部著作，其影响不可低估。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又把中国的古代典籍用西文介绍到欧洲，以书信和著述陈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欧洲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中国形成良好的印象。但利玛窦死后，教会内部产生了所谓“中国礼仪之争”，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成为争论焦点，不断得到强调，而争论的结果，利玛窦和耶稣的“适应”策略被梵蒂冈教廷否定。在中国方面，康熙皇帝则禁止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新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中国的看法与耶稣会教士相比，也很不一样。无论如何，在文化方面最先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是传教士，西方大学里最早聘请的汉学教授，也大多是传教士。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尤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近年来已引起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得到肯定和嘉许。但“礼仪之争”中坚持原教旨和教义纯正的一派，批评利玛窦和耶稣会“适应”策略对异教的中国文化让步过多，于是转而强调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西之间设立起互不相通的对立。这些纯粹派的思想观念对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努力，到现在仍然还有一定影响。
中西对立的观念从“礼仪之争”时已初见端倪，只是在近代更具学术形式，往往上升到思想和哲理的层面。法国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布鲁尔区分原始部落人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认为原始思维是审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逻辑的，只有欧洲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与他交往甚密的汉学家葛兰言就曾以此模式，著有《中国人之思维》一书。稍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讨论基督教传教在中国之所以不成功，也归结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欧洲人根本不同，并断定中国语言缺乏明确的语法，中国人的思维没有抽象能力，中国人缺乏对超越、精神和抽象观念的理解能力。这类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学界有一定影响，如法国学者于连就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把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描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和两种文化形态，中国乃是西方绝对的“他者”。这类看法在法国固然有一个连续几代学人的传统，但又不仅止于法国学者。美国学者尼斯贝特2003年出版了一部阐述文化差异的书，标题就把大意说得很清楚：《思想的地理学：亚洲人和欧洲人思维如何不同及其原因》。曾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多年、专门研究古代中国的汉学家古德炜，按理说对中国古代典籍应该不会太生疏，但他在一篇文章里为了强调中国与希腊截然不同，就以古希腊神话中诡计多端而巧言善诈的奥德修斯为例，说古代希腊人认为表面现象都是虚假不可信的，有所谓“认识论悲观主义”；而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则大多相信表面现象是可靠的，抱着所谓“认识论乐观主义”的态度。可是《老子》七十章不是就抱怨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么？《孟子》离娄章句上不也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么？无论道家或儒家，老子和孟子都在抱怨说，人们往往连浅显明白的道理都不懂，理解和行动都有问题。这哪里有什么中国人“认识论乐观主义”的影子呢？中西思想、文化、传统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把两者说得截然不同，互相对立，就根本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我们要跨越文化差异，沟通中西思想和传统，就必须批判这种绝对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场来理解对方，在比较之中既见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点，又避免把差异简单化、绝对化，形成文化之间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