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暴力就是用语言学的修辞，告诉大家：想成为一位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去读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然而，这并不等于真实，不意味着学力。
它只是一种文化暴力、语言暴力、教育暴力而已。
真正善于突破暴力束缚的人，是自身早就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了，那些暴力压根伤害不到你了。这就是人生的自由。
关于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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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事很多，然而，所有事情到了最后，其实就是我在 2023 年跨年演讲中提到的那个评判标准：
亲近道还是远离道？
帮助自己、他人与宇宙、社会、自然更好地融合为一体，体验到那无名、神秘而永恒的存在？还是远离它？
这些年，这个做事的原则变得益发清晰。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坚决不做。即使来钱快；即使会让你的名气变得更大。
慢慢地，如今做事有种越来越顺畅的感觉，很多 30 岁时的梦想逐步实现，一些当初看似格外困难的事情，现在已经初步完成。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得道多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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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无论是产品还是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却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将重心都放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最终的方向就会越来越偏离。
宁愿保持简单而清晰的价值观，得到简单而清晰的收入回报，与少数人维持简单而清晰的关系。坚持做那些简单而清晰的事情。
这样才不会被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乱花迷了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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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做正确的事。
团队
：与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生态
：创办一个正确的生态，与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这是做事的不同阶段。
而正确的事，是指善的事、创新的事、有助社会公益与人类福祉的事。
很多未来看似复杂的大事发源其实不复杂，关键是在一个诱惑多的时代，保持初心、快速行动，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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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出会场时，跟同学说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师
」
。
他们都是直面那个时代的难题，展现了人类卓越的智慧与勇气。然而，那个时代过去之后，那个难题也许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其他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例如，钱穆在民国时期，致力于解决一个积弱已久的大帝国的民族自尊心问题。
那时，许多人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强盛，甚至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从未强盛过。历史学上的造假和翻案层出不穷。
而钱穆，通过著述、讲学、办校，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让民国时期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脉络，现在的积弱只是暂时的。
这正是大宗师的气度与远见。而钱穆的学生，如严耕望、余英时，继承老师的精神不断前行，也成为了大师。
而在 21 世纪，再去撰写类似的文章，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其他大问题，
要想取得超出常人的成就，那么就要解决那些独属于一个时代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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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低估那些智者的另一面：身为美好世界行动者的一面。
赫伯特·西蒙，不仅仅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通才，还是凭借一己之力，将 CMU 从一个新兴的文理学院建设成全球计算机与 AI 领域的顶尖高校。
钱穆，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新亚书院的创始人。
狄德罗，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出版人，主编的《百科全书》带来了西方启蒙运动。
布罗代尔，不仅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韦伯，不仅仅是伟大的社会学家，更是当时最为前沿的学术期刊的主编与核心作者。
而到了 21 世纪，任何一个智者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实验室、一个咨询公司、一个智库、一个大学、一个事务所、一个出版社。
这些智者的行动是被世人大大忽略的一面。
甚至，不少我的学生，颇为向往我可以安心治学的生活。然而，这些依然离不开我的两类行动：一，创业者的行动，在 30 岁之前，已经解决了资金问题。二，通过务实的课程、咨询等产品继续完善我的思想的行动。
思想与行动，相互促进，才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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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谈到，有些学生、同事明明跟着我学习或工作也有好多年了，但做事风格特别不像我。反而是我素未谋面的一些朋友，做事风格跟我蛮像的。
后来我才想明白，核心差异在于创业者风格与雇员风格的差异。
从我大三开始创办公司至今，已经创业 21 年了。而多数人从未创业，因此，两者之间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