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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解放后国家工业的发展需要。
因为两弹一星的发展涉及工业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用两弹一星的发展拉动国家工业的加速发展。
第四，解放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国民的精神亟需振奋。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地做出发展中国两弹一星的决策，具有振奋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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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叔：
在两弹一星的建设过程中，涌现了很多杰出人物，比如两弹元勋等许多科技工作者。能否介绍一下“两弹一星”工程中给二位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或者故事？
曹卫东：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时候说，
“中国研发原子弹不是军事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们国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消息的时候说：“中国从此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拥有原子弹的评价。中国拥有原子弹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说：“我们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在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之后，要靠自己来制造原子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帝国主义的一些媒体说：“在中国人的大脑里边，原子弹还是真空的。”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是多么的困难了。但最终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同志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生，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只有26岁，新中国刚成立就回国了。当时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但是为了中国的两弹工程，他回去跟他的夫人说：“我从现在开始要搞一项伟大的事业，可能要与我终生结伴。”
参加两弹工程意味着不能出国，因为要绝对保密；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任何论文，这对于科学家而言是对未来前途的埋没；不能进行公开的学术研讨，因为身份必须保密。但邓稼先同志都做到了。
作为我国核弹工程的领导者、组织者，邓稼先同志无疑遇到了很多、很大的困难。当时苏联要给我们一个原子弹模型，他和同事们一起和泥搬砖去建模型展览室，结果展览室盖起来了，不但没有见到模型，就连苏联专家也全都撤走了。所以只能完全依靠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带领同志们搞理论、做测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邓稼先的爱人也是科研工作者，需要值夜班，有一次邓稼先完成测算回到家，发现自己六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都睡在地上还没吃饭，他哭了。作为父亲，他心疼孩子。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为了国家事业，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和爱人许鹿希结婚30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只有3年。杨振宁博士访华时，邓稼先夫妇请他吃饭，杨振宁说：
“美国和苏联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发的时间是7到8年，你们只用了两年零七个月，了不起！”
这些“了不起”是许多隐姓埋名者们的艰苦奋斗。我对此印象深刻。
杨承军：
我去过邓稼先同志的家，他就住在北医三院对面的院里，当时是一个搞核工业的老前辈带我去的，这个老同志现在已经不在了。邓稼先同志是23个两弹元勋之一，是1986年去世的，当时62岁。这是1987年的事，当时老前辈带我去邓稼先同志家，许鹿希阿姨在家给我们倒茶，那时候邓稼先同志刚刚去世一年。我去了之后发现，两弹元勋的家只有70多平米，都是老式家具，家里除了书，什么都没有。看了以后我觉得特别难受。
这才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他们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为国家奉献了一生。
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元勋，难道不值得我们国人代代铭记吗？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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