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专稿 | 王家新：汉语的未来

图为《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剧照，这部电影改编自辛德勒在“二战”时期拯救犹太人的事迹，1993年上映后横扫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七个奥斯卡奖项

因此，应当感谢林芳华老师。她在做我们这些所谓“诗人”应该做而未能去做的工作。 不仅如此，她还让我不得不重新去想为什么像托尔斯泰、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伟大”作家、哲学家会去从事小学教育或编写识字课本这样“卑微”的工作。她让一个鲁迅意义上的或斯皮尔伯格意义上的“孩子”重又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比任何事物任何力量都更能唤醒我们的良知。说到底，我们需要去“救”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是我们自己。

从这里引申开去。像林老师所做的这种工作，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诗歌”，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未来。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化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一种“荡秋千”的关系：诗歌能“荡”多远，完全依其推力而定。它有赖于“读者”和文化环境的推力，它不断地回到这种推力，也在要求这种推力。虽然诗歌的创造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它在根本上仍受制于这种和它构成互动关系的文明和语言的作用力。如同什么样的人民会要求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文化也在产生什么样的诗歌。这里，存在着一只比诗人的手更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我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情不自禁又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我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我在德国还认识一位“杜甫迷”，他收集有大量的多语种的有关杜甫的资料，并曾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遍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已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他之所以如此热爱杜甫，仅仅因为“杜甫比歌德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所以，我理解了在欧洲何以会产生像叶芝、里尔克、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它的文明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早已不是什么“高雅”或“精英”的一统天下，然而，无论它受到怎样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它也不至于愚蠢到仅仅以发行量或读者量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更不会出现像目下中国文坛上这样的无聊、恶俗的炒作。这是因为就整体而言，那里的“人民”仍处在良好的文化教养的引导下。

我讲出我的这些感受，其意并非别的，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对文学教育的注意，提醒一种诗歌建设与整体文化素质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年来一再出现“看不懂”的责难？为什么社会上甚至文学界里会对诗歌提出种种非文学的要求？为什么诗歌会如此容易地被逐出市场经济的“理想国”？为什么那些坚持把诗歌作为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的诗人在今天居然又被扣上了所谓“脱离人民”的帽子？这一切说明了文学的启蒙在我们这里仍得从头做起，说明了文学的发展与教育不能总是脱节。的确，很难设想在一种贫乏、发育不良的文化环境中会奇迹般地出现一种心智成熟的诗歌。即使有，它的命运也会不妙；即使有，它也难乎为继，因为它缺乏来自自身文化环境的支持和推力。

好在在教育界“素质教育”已被提到议程上来，虽然有些人对“素质”的理解仍让人啼笑皆非。在这种情形下，林芳华老师没有选择电脑而是选择诗歌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这在中国不啻是一个创举。因为诗歌是开启心灵的艺术，因为诗歌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至于林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美国十九世纪女诗人，首先出自多年来她的热爱。这种爱对她来说，已带有一种秘密的个人的性质。林老师在几年前曾选修过我的比较文学课，她交给我的作业是狄金森与李清照的比较。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应景之作，现在我才意识到：多年来狄金森的诗歌一直在对她的生命讲话，这使她安于教师的职业，并从中感受到活的意义。她不是诗人，也从不写诗，但是，当她带我穿过北大附中校园去见她的“孩子们”时，我在一瞬间感到在她身上似乎活着狄金森的诗魂。我不得不惊讶于诗歌那种超越生死、穿透时空的力量。现在，她要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来分享这种秘密的爱。她对他们说：读狄金森你会感到“思想着的独立的人的可贵”。她对他们说：“阅读她就是在青铜的历史上的漫步。”孩子们半信半疑地听了，直到他们在这种诗歌漫步中惊讶地发现了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