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通过几个东亚女孩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她们在异国他乡面对原生家庭压力、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时的困境和挣扎。她们中的一些人选择留在英国，尽管面临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签证政策的不断变化；而其他人则选择回国，尽管这意味着要放弃在英国的一切。这些女孩的故事反映了东亚家庭的一些问题，如重男轻女、家庭暴力和对子女期望过高，以及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冲突和隔阂。尽管她们的生活经历充满挑战，但她们仍然努力寻找自我认同和独立生活的道路。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原生家庭的影响
东亚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往往非常高，导致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承受巨大的压力。重男轻女、家庭暴力等问题在东亚家庭中并不罕见，这使得子女感到被忽视和排斥，甚至被迫离家出走。
关键观点2: 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
在异国他乡，东亚女孩必须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这增加了她们适应新环境的难度。尽管她们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但隐性歧视和安全问题仍然威胁着她们的安全和心理健康。
关键观点3: 个人成长与独立
这些女孩通过自我选择和努力，逐渐成长并独立。虽然她们的生活充满挑战，但她们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
关键观点4: 原生家庭与自我认同
尽管原生家庭对她们的生活和成长造成了影响，但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价值，开始与原生家庭进行心理上的“断舍离”，寻求自我认同和独立生活的道路。
关键观点5: 社会现象与反思
文章通过几个女孩的经历，反映了东亚家庭中的一些问题和社会现象，引发读者对家庭关系、教育方式和文化差异等问题的反思。
正文
这也就意味着，每年能够通过工签留在英国的毕业生比例不到3%。
再加上近年来移民政策持续收紧，先是工签最低起薪提高到了文科和艺术类毕业生基本难以达到的标准，导致许多曾经提供签证的大型公司雇主纷纷撤回了offer。后来又有消息传出，毕业生签证可能会被取消。接连不断的噩耗时刻在提醒着普通留学生，留英之路不仅是难上加难，更有可能被堵死。
袁皮皮初到英国时，疫情还远未结束，但各大公司的秋招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英语交流还成问题的她不仅要适应当时的隔离政策、课业节奏、人际关系、文化差异，还要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进行背景提升、修改简历、模拟面试，为求职作准备。
在那个冬天下午三点就天黑，还连绵不断地下着雨的陌生国度，袁皮皮没日没夜地泡在图书馆里，没有社交，没空旅行，甚至都没人一起说说话，自己也像是发了霉。晚上回家她还要忍受室友的夜夜笙歌，以及派对之后的遍地狼藉。
这样的日子，她一共熬了四百多天。
图｜袁皮皮在学校图书馆，冬令时下午三点半天已经黑了
在那期间，袁皮皮的生活也在急速垮塌。因为室友过于吵闹且心理压力巨大而不得不选择了搬家，但因为无法承担长租所要求的预付一年租金，只能辗转在不同的学生公寓之间，前前后后搬了7次家，有2次还因为被发现和租户姓名不符被前台赶了出来。
除此之外，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给她架设了重重关卡，阻碍着她正常的社交和情感生活。
作为一个东亚女生，袁皮皮不得不在这个种族混杂的环境里时刻谨防歧视的明枪暗箭。她的朋友就曾经毫无来由地在公交车上被女流氓骚扰殴打，她自己也曾在路上被黑人青少年无端辱骂。
工作和社交场合中数不胜数的隐性歧视已经让人疲于应付，严重到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行为则更是防不胜防。来到英国不久，她就在火车上被偷了行李箱，电脑和iPad也都不翼而飞，但欧洲盗窃和抢劫都是常事，立案也只是走了个流程。
因此，袁皮皮不得不一边重写论文一边兼两份职，直到重度抑郁症爆发，却又因为居无定所找不到医生，她不得不辞去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工作。
而像英国单调难吃的食物、潮湿漫长的冬夜、约不到的医生和排不上队的急诊这些，都是她随时在面对的难题。
在硕士毕业之后的那个秋天，袁皮皮感到自己的精神状况已经难以支撑她的正常生活，她开始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每天以泪洗面，甚至几次企图结束生命。
现在的这份工作，也是她经历了一次笔试、一次视频面试，以及最后长达五个小时的综合笔面试之后得到的。其实早在八月她就知道自己通过了面试，但公司以岗位招满了为由，把她放进了waiting list。后来在听到hr那句迟到了五个月的Congratulation之后，袁皮皮的眼泪和鼻涕就像热带的暴雨一样不受控制地掉，随后大病一场。
在大城市生活，她需要负担极高的生活成本，进入大公司，则意味着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剥去名校毕业，高薪大企这些看似“体面”的名头，袁皮皮也不过是一个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打工人。每月工资扣去英国高得惊人的税后，一半进了房东的口袋，剩下一半也仅仅够支付日常开销。公司一边为了维持“多元化”的声誉招收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优秀毕业生，另一边却用同样的考核标准衡量本地人和外国人的业绩。再加上近些年年景不好，大刀阔斧地裁员是常有的事，像袁皮皮一样需要雇主担保工作签证才能留在英国的员工自然会是首当其冲，英国朝令夕改的签证政策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求职进程中，袁皮皮无数次地问自己，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吗？对她而言，回国找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显然比在异国要简单得多，而且她当时和国内的青梅竹马交往了四年，感情稳定。
入职两年后，袁皮皮至今也还能真切地感受到留学和求职的那一年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留在身上的隐痛。袁皮皮的同事和朋友中，留在英国工作的华人大部分是BBC（British born Chinese），即二代移民，或者是至少拥有海外本科学历，早已适应欧美文化。像她一样只在英国读了一年文科硕士拿到offer留下来的案例，在社交媒体上都是屈指可数。也正是因为了解英国就业环境的地狱级难度，袁皮皮早在拿到录取通知书，还没登陆英国前就着手准备求职。她那时候天真地认为，自己本身成绩优异，经历过高考大省的淬炼，如今又是“笨鸟先飞”，所以她的求职战线应该不会太长，结果也应该不会太差。
但所有事情的困难程度不仅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甚至差点让她赔了半条命进去。残酷的现实也在时刻提醒着袁皮皮，虽然已经在伦敦近三年，但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她仍然算是一个“新人”。
尽管袁皮皮还不确定自己未来是否一定要留在英国，她唯一确定的是，绝对不要回去，哪怕一张回国的机票可以解决目前80%的问题，再让她选一次，她的答案也不会改变。
最终把沉重的砝码放在英国这一头的，是她的原生家庭。
新工作入职之后不久，袁皮皮搬了新家。
搬家前几天，室友的妈妈专程从国内飞来帮忙，而袁皮皮只能靠自己，艰难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大箱子往屋里推。袁皮皮想起她的父母，这次也和以前一样，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漠不关心。
从袁皮皮来英国上学到她找到工作的14个月里，母亲和她之间联系的次数不超过十次，其中有三次让袁皮皮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袁皮皮刚抵达英国后不久，母亲强迫她发室友的照片过来，被她以“和室友还不熟不好意思拍照”为由拒绝后，母亲不知为何怀疑她没有出国。袁皮皮无奈发了照片过去，母亲却抱怨她的室友“一看就不像好人”。
第二次是在次年的三月中旬，那时袁皮皮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兼职，可不久之后对方却以背调没通过为由撤回了offer。
接到通知那天，袁皮皮躺在冰凉的地板上，有气无力地哭了一天，她意识到自己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那天刚好母亲打来了电话，在听说了她的状态后，以一种十分轻蔑的语气说：“谁多多少少没点抑郁症啊，英国找工作是不是特别难啊？不行你就回来吧。我没那么多钱老供着你，后边还有你妹妹呢，我们以后都得靠着你呢，什么时候能让我见着回头钱啊？”末了还戏谑地补了一句，“你能毕业吗？”
到母亲第三次打来电话时，袁皮皮正巧赶上新一波的疫情在隔离。她每天一边投简历，一边准备接下来的博士申请，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对隔离政策一无所知的母亲，电话打过来就是一通埋怨，责骂袁皮皮既不跟家里联系，也不回家，辜负了家里的“关心”，末了还给她扣了个“不知感恩”的大帽子。
在那漫长而痛苦的14个月当中，陪伴袁皮皮的只有手机屏幕对面远隔万里的朋友们，她的父母却如往常一样选择忽视她遇到的一切困难，只在得知她找工作上岸之后，热切地询问她一个月工资多少。
目前，袁皮皮仍和父母处于单方面断联状态。
她从不主动和家里联系，母亲则会隔一两个月给她打个电话，她也不是每次都接得到。她们通话的议题，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母亲询问袁皮皮的“近况”，即她的室友是否是中国人以及中英之间的时差。袁皮皮无法理解的是，985硕士毕业的母亲，能够记住妹妹每天每门课留了什么作业的母亲，却在袁皮皮留英三年之后还在问同样的问题。
在某一次袁皮皮为此抱怨了一句之后，母亲连续发来16条、每条长达1分钟的语音指责她的“不懂事”。
来电的第二个议题则是母亲单方面大谈自己的养老问题。
尽管袁皮皮答应会在资金上供养母亲，但对方并不满意，照母亲的话说，如果袁皮皮不能在供养她的同时也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那我养孩子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