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传统价格形成机制难以充分解释当前低物价现象。过去，我国物价走势主要受货币供给、大宗商品价格及供求关系影响，但上述三大因素对当前低物价现象的解释力均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物价增长效应并不明显。尽管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明显回落，但原油及金属原材料价格仍处于历史中高位水平。然而，上游原材料的相对高成本并未引发下游物价的上涨。
在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服务业价格及销售渠道方式对物价的形成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已成为当前物价相对低迷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价格形成及传导机制日渐复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关联关系、产业链长度、市场竞争程度等都将直接影响价格传导效率。同时，在新型企业相互依存的模式下，大量经营主体依托平台生态、技术生态、数字生态得以生存。同一产业链或不同产业链企业之间的商业活动相互交织，形成网状关系结构，这使得价格形成及传导机制更加复杂。经济数字化带来的降本增效效应，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线上销售渠道的兴起，都极大改变了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对当前物价水平、价格波动及经济运行带来较大影响。
二、当前我国价格循环面临三大堵点
当前我国价格传导和价格循环主要面临三大堵点：一是经济数字化在明显推动降本增效的同时，以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创新要素成本难以在现有价格体系中得到有效反映，导致社会总体价格水平持续走低。二是目前我国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业及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产品价格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三是线上销售渠道主导下，线上平台作用日渐凸显，绝对低价的竞争导向导致价格内卷，很多产品销售出现了售价与成本倒挂的现象。
（一）经济数字化的降本增效作用日益显著，然而创新要素成本尚未得到有效体现
当前社会高度数字化缩短了商品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周期，推动制造成本及各类社会服务成本不断下降。一是数字化极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成本管理能力。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为制造业生产成本的下行打开空间。例如，某工程机械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营业总成本率下降近13个百分点。二是现代物流网络体系的枢纽化极大提升周转效率，社会整体物流成本明显下行。据统计，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由2012年的18%降至2024年的14.1%。三是数字化推动商业模式多元化发展，降低企业咨询调查、商务管理等商务服务业的信息获取与整合处理难度，降低功能服务业成本。以审计行业为例，2024年多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下降，降幅最高超50%。四是数字化推动出行、住宿、餐饮、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实现平台化、规模化及连锁化经营，推动相关服务价格下降。以出行和住宿行业为例，近年来，国内机票、酒店价格持续走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同比下降近30%。
企业数字化路径及转型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降本效果，引致不同企业及产业间的比价关系出现显著变化。目前，部分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较早、投入较多，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降本效应，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式及路径选择上还较迷茫。通常来看，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具备降本增效优势，往往采用降价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这导致不同产业间以及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间的要素及商品价格的比价关系出现明显变化。数字化转型快的企业倒逼转型慢的企业进一步降价，容易带动社会整体物价下行。
企业销售端的数字化快于生产要素端的数字化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供需两端定价机制存在差异，生产成本难以传导至终端价格。当前，企业在生产端主要通过线下采购原材料，受数字化影响较小，叠加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资金投入，企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具有一定刚性。在线上销售主导的趋势下，企业在销售端的定价权较弱，上游原材料及设备投入成本难以有效传导至终端销售价格，造成企业盈利增速跟不上收入增速、收入增速跟不上成本增速的窘况。
以技术、数字为代表的创新要素成本还尚未充分体现出来。数字经济推动企业要素配置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以土地、劳动力为代表的传统要素效用正逐步下降，技术、数字等创新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但现行的企业成本核算体系还难以适应企业要素结构的变化。目前，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在企业财务核算中均有对应的会计科目，市场能够有效评估其成本和收益。然而，受确权复杂、成本核算标准不明晰等因素影响，大部分企业尚未针对技术、数字等创新要素开展独立的成本归集与核算工作，创新要素在企业成本核算中通常作为“隐性成本”存在，无法在产品价格中被充分反映出来，导致社会整体价格水平偏低。
（二）社会服务及公用事业产品尚未形成完全市场化的价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