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A. 哈里斯谈休谟、文人共和国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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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第一次读到莫斯纳的休谟传记时，对一个生平事实印象深刻：休谟是一个乡绅家庭的次子，所以他不能继承家族财产。在您看来，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对文人的崛起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如果回到十八世纪，您是否认为还有其他事实或因素，对文人这一新职业的兴起更为重要？

欧内斯特·C. 莫斯纳著、周保巍译《大卫·休谟传》

哈里斯：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市场，一个发展中的图书市场：图书的印刷范围变得更广，成本更低，读者也更多了。所以就有了一种新的职业生涯，而这在十七世纪是没有的。同时，在十八世纪，许可法（licensing laws）发生了变化，国家更少审查书面材料，因此作者也有了更多的自由。至于长子继承制，没错，我想如果休谟是长子，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文人了。作为长子，他就必须去经营农业，在彻恩赛德（Chirnside）经营家族的土地。他父母最初的想法是让他当一名律师，这是次子的经典选择。或者他可以去参军，这是另一个流行的选择。或者我想他可以去做一名神职人员。这些都是次子会做的事。所以，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休谟在某种意义上拒绝了次子通常会做出的职业选择，而是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正如你所说，这是一种新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显然，休谟有基本的经济保障，这与塞缪尔·约翰逊的情况非常不同。相对来说，休谟过着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住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也可以去法国做他想做的事。他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权（privileged），但人们仍然期望他选择一种职业，而他选择的是一种相当不寻常的职业。所以很明显，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土地和其他财产都在孩子之间分割的话，说不准休谟的人生会有多大的不同。

您在《大卫·休谟思想传》的序言中说，休谟各种著作之间的统一性，并不来自任何建立有组织的思想体系的尝试，而是来自“它们的作者那疏离的、怀疑的、哲学的心性”（disengaged, sceptical, philosophical frame of mind）。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三个词？

哈里斯： 我认为它们差不多是同义词，或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三种表达方式。显然，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休谟都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怀疑论者，而“怀疑论者”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它指的是那些并不拘泥于任何通常的教条或正统观念，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并通过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何为好的证据和论证的人。我想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他在寻找相信的理由。他并不满足于仅仅采用一种特定的视角或传统的观点，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起点——无论那种观点是基督教的、斯多亚派的、辉格党的，或者别的什么观点。那不是他的工作方式。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究一个特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是如何理解人性，也可以是如何理解货币的本质。这三个词指的是同样一种心性。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一种哲学的心性，但当我们在这里使用“哲学”这个词时，必须对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保持谨慎，不要将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强加给他。所以，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文人，休谟拥有一种独立的、对通行学说（received wisdom）持怀疑态度的思维方式（cast of mind）。因此，他的经典思考模式是展示两种对立的观点，使它们相互攻讦，然后找到一条通往第三种，或者说更温和的、更平衡的观点的道路。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怀疑主义。这是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我指的并不是任何极端的东西，而仅仅是他不愿把通行的学说视为理所当然，并渴望去追求他自己所理解的那种好的思考。

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表明休谟这种心性的例子吗？

哈里斯： 想想他的第一本书《人性论》吧，这是当今哲学家最喜欢的一本书。它包罗万象，其中之一是对人类是什么样子——即人性——进行大体上基于经验的归纳式探究。在这项探究中，他处理了关于人类的理性能力、理性和激情的关系、道德情感和非道德的情感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各种通行学说，并试图描述人性的一般特征，以避免几种传统观点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怀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对其他人性理论的怀疑态度。在他的政治著作中，以及一定程度上在他关于宗教的著作中，休谟同样试图找到一种合理的、温和的观点，从而避免极端观点所带来的危险。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总体特征。

《人性论》第一卷1739年初版本

随笔（essay）是文人传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文体。但与当时的其他随笔作家相比，休谟相当特别，因为他不但是一位富有哲学心性的随笔作家（philosophical essayist），而且是一位哲学家出身的随笔作家（philosopher-turned-essayist）。他在《人性论》前三卷出版后开始发表随笔，并在大约十年以后证明自己是一位多产且受欢迎的随笔作家。在休谟尝试过的各种文体，比如体系化的哲学论文、随笔、历史叙述、对话中，随笔对他的文学生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哈里斯： 我首先得说，我不太同意你提问的方式。我不认为他是一位哲学家“出身”的随笔作家。我认为写随笔时的休谟和写《人性论》时的休谟一样是哲学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他一开始是个哲学家，后来变成了别的什么人——也许变成一个文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理解方式。我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文人，一位富有哲学心性的文人；正如我所说的，他将这种哲学的心性应用于不同的主题。所以，至少在我看来，休谟《英国史》的哲学性并不逊色于《人性论》。我并不认为休谟经历了某种很大的人格（persona）变化或者别的什么变化。

许多休谟随笔的结构正是采取了我刚才试图描述的那种路径：你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例如在他关于政治的随笔中，他会分别提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观点，去检验每一种立场，从每一种立场中提取其长处，并试图找到一种结合了两种观点的长处的妥协或中间立场。

不过显然，他发现随笔可以帮他获得更多的读者。随笔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文体，篇幅较短，也不要求读者投入阅读《人性论》一类的书所需要的那种注意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突破口。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想办一本自己的杂志，也许他会和爱丁堡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创办这本杂志。这项计划没有完成，但是，短小精悍的随笔结合了令人愉快的风格和一定数量的严谨推理，有时会以令人惊讶的方式作结，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挑战常识——这显然是休谟获得读者的一种非常成功的策略。这就是他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他就是这样开始把书卖出去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妥协。这只是一个不同类型的项目，而且非常成功。

我们知道，休谟最初是以“关于人类理解的哲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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