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没了工作，申诉，成了他生活的重点。为证明自己无罪，张军收集的材料摞起来足足一人高。
一页一页翻过这些薄薄的纸张，他的手都在发抖。这里面有庭审记录，有会议记录，有盖了章的票据，还有媒体报道的剪报。
最多的是，法庭上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名字上面都按着手印。他把这几十页证词专门收成了一整本，小心翼翼地包起封皮。
“这些都在法庭上质证过的，是有效的证据。”他解释。但是踩着这些厚厚的材料，他还是没能爬出有罪的阴影。
他是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后，第一批拿到律师执照的人。早年他在医院工作，有医患纠纷了，他经常作为医院代表，坐在法庭上当被告。那时案子总输，张军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学了法律，就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可现在他觉得，就算学了法律，很多事还是“想不通”。
庞家峪村产生纠纷的454.1亩耕地，在“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时，被公社征收修过“大寨田”。
村民败诉后，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的李修仁曾在村民的申诉书上批示：“对这起土地纠纷案要进行民主监督……论证一下究竟这个判决对不对。”张军去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咨询并为庞家峪村村民递交申诉材料，正是接受李修仁的指示。
可是，1990年6月8日，他上午去开了个庭，下午就接到了逮捕令。张军当场就把逮捕令揉成一团扔了。
后来，他在看守所里待了半年，等来了一审。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时，张军觉得“难以置信”。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被塞进车里，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儿子追出来，在车子后头喊着“爸爸”。
车子开了，小儿子就这么追着，喊着，直到车子开远。
很多年，这个场景一直时不时地出现在张军的梦里。有好多次，他都是哭着从梦里惊醒，发现眼泪把枕头打湿了。
就在张军服刑期间，他的妻子郭章梅也被逮捕，以包庇罪被昔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3年，郭章梅被提前释放，4年之后又被宣告无罪，恢复公职。
同样做过律师的郭章梅，宣告无罪后重新拿回了律师资格证，但张军的律师资格早就被吊销了，已经失效的证书，仍然搁在他书房的抽屉里。
在郭章梅的印象里，这位79岁的老人，26年里几乎都没有开怀大笑过，眉头总是皱着。他看人时，目光也总显得很凝重。一提起自己的案子，老人眼睛里就有按捺不住的怒火。
老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郭章梅和孩子们都顺着他。“我知道他有多难受，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背着这么个罪名，他委屈呢。”她说。
郭章梅念着他从前脾气好的时候，但她也觉得，老张的性格，也有始终没变的地方：“他一直就嘴太快，太能得罪人了。”说着，她瞥了一眼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张。
“我改不了。”张军立刻一扬脖子说。
1995年，张军因病“保外就医”。一离开监狱，他就递了申诉材料上去，他从省人大、省政协，一路找到了全国人大。
“说我受贿15000元，那是村民委托我代管的办案经费，有庞家峪村村委会给我写的委托书，盖了公章，后来他们都取回去，写了收条。说我诈骗的3000元，那是别人报销的，跟我本来就没关系，这是饭店老板的证词。说我教唆拒不执行判决，跟村民说的那些话，他们都能证明，我没说过。”张军说。材料里许多地方都用红笔画了线，张军用手指比着这些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听。
2001年3月，张军的案子再审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他的受贿罪和诈骗罪，维持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裁定张军的教唆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要求地方法院再审。
当时，张军真的以为，自己离“无罪”已经不远了。
“土地的案子都解决了，为什么我的案子还留着个尾巴？”他疑惑。
昔阳县人民法院重审张军案，对最后的教唆罪，给出的证据和原审时没有不同。其一是张军在《山西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证据不力的判决》的文章，“制造舆论，煽动群众”，其二是当初村民的证言。
庞家峪村农民梁万喜，曾在一审法庭上指证过张军教唆。但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话其实张军没跟我们说过”。
他把翻供的证词写了下来，交给了张军。然而除了证人的口供，张军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当初这批证人的教唆罪证词，是在“逼供、诱供”情况下作出的。由于证据不足，昔阳法院没有采信。
2014年，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了张军的申诉，维持原裁定。此后的3年，一切都仿佛是停滞了。张军甚至打听不到，自己这案子卷宗究竟在哪一级法院搁着，在谁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