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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准备去挖矿，要和耿伟分家
耿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首次创业在2009年。
此前，他在一家礼品公司顺风顺水，公司的年销售额有超过80%都是他做出来的。大学学历不够出众，但他能说会道，深谙人心，同时期拿到了超乎同龄人的收入。
但信奉“多劳多得”的耿伟却遇到了烦心事。公司在年底给每个员工发的奖金数额都一样。耿伟对此耿耿于怀，他自己明明做得最多，给公司搞的创收也最多，拿的奖金缺和别人一样。
一气之下，他选择离职，拉拢一个前同事，一起创办了一家做礼品服务的公司。那个合伙人比耿伟小6岁左右，在上一家公司是他的“徒弟”，关系还不错。在新公司，他和“徒弟”一人持50%的股份，
他们当时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两年内，业务超过前任公司，三年内在写字楼买下一层作为公司办公地。他们走后，前任公司的业务收入急转直下，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耿伟顺风顺水，新公司在北京的礼品市场站住了脚，收入要比给别人打工时挣得多。但一个情况让他备受打击——就在公司稳步上升时，合伙人要与耿伟散伙，他要与同学启动新项目—他们创立公司时，根本没有签订退出协议，制定退出机制。
耿伟蒙了。无奈之下，他把公司账上的钱都给了人家，一拍两散，一夜回到解放前。半年后，他才从这次动荡中缓过来。
多年以后耿伟时常会想起这段经历，他总结，“我把这个项目当事业，人家把项目当事情。”“找合伙人一定要目标一致，你想的目标也许根本就不是人家也向往的，那半路分家也许只要一点点诱惑就可以了。”
但办礼品公司的事儿还没完，上一个创始人走后，耿伟从原来的同事里找来了另一个人，与他一起创业。二话不说，他给了那个人5%的股份，就这样又干了几年。
公司很快扩张到了20人，他们拿下了北京礼品行业很大一部分企业的订单，但好风光都停留在了2012年国家控制三公消费政策出台和电商崛起之前，此后，礼品行业境况呈断崖式衰落。无奈之下，他裁掉了18人，只留下他和联合创始人。
创始人没走，“患难见真情”，耿伟又给了那个人5%的股份以示鼓励。为了转型，耿伟开始在外面寻找新的机遇，去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联合创始人却一直在埋怨社会带来的不公，并没有对新事物保有渴望度。
公司账上的钱越来越少，耿伟慌了，病急乱投医，他去开淘宝店，尝试做新品牌，“似乎每一次尝试都是在消耗我不多的现金和快要没了的信心。”绞尽脑汁想翻身，反而赔进去了十多万。
他的心情糟糕透了，每天都不回家，总往网吧跑，玩游戏成了他最大的消遣方式。
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不乖
平时，耿伟经常听到有人说创业会遇到很多坑，他们迫切地寻找填坑的方法。耿伟一听到这个痛点就来劲儿，第一次创业时他就踩过得坑无数。他有很多话要说。
2014年6月的一个周末，他和高中同学大海挤在一个只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录音频，然后把剪辑好的音频上传到喜马拉雅等平台上，“录着录着，突然好多人听。”
每档节目结束后，都有很多创业者问他们该怎么办，在节目中，他们会给出很多方法论，让听众自行抉择。慢慢地，他们发现他们生产的音频帮助了很多人，“突然有一种责任感了，我们投入这块的时间越来越多。”
蛋解创业录音间 / 石灿拍摄
几个月后，已经有上万人在听他的节目，逐渐走进了互联网的圈子，他觉得很稀奇，就像以前农村人进城一样，看什么都是新的，“我好像很久没有的快乐在这里找到了。”
耿伟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音频上，想通过网络博客的形式给礼品公司引流。他去礼品公司的次数越来越少。索性，他把礼品公司放手给合伙人去打理。
“一年后他和我说他不想再坚持了，理由是他一直在‘帮我’在维持着这家公司。”耿伟很生气，与前合伙人“撕了一逼”，“毕竟我们一起创业没有谁帮谁，他给自己的定位完全不是一个合伙人，而仅仅停留在一个老员工的身份，即使那时他已经白拿了我很多的股份。”
到这里，他又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担当的人不适合成为企业的合伙人，即使他有足够的忠心，但他给自己的定位仅仅是一个不愿承担风险的好兵。”
拜拜就拜拜，但下一个更不乖。
一天，一个女孩儿告诉耿伟，她是“蛋解创业”的音频粉丝，想和他一起创业做音频。耿伟没有拒绝，叫上高中同学，他们拼凑了15万启动资金成立了一家公司，挤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一个录音棚里做音频节目。耿伟录音，其他俩人剪辑上传。
没过多久，一个远在甘肃的听友刘帆自告奋勇，买了张机票飞到了北京，以志愿者的身份入伙“解蛋创业”团队，后来成了“蛋解创业”001号员工。这四人组建了“蛋解创业”最初的组合，各自占公司股份40%、26%、24%、10%。
这个主要创始人没有绝对控制权的股份占比，给下一次动荡埋下了巨大隐患。
“我当时的想法很天真，并没有意识到股份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做大了股份才值钱，公司倒闭了即使100%占股也并没毛卵用。”耿伟后来追悔莫及。
别人都可以走，唯独你走不了
音频节目做得挺好的，一度登上了喜马拉雅App创业栏目的榜首，但就是不赚钱，“没钱就没人，没人就没钱”，他们陷入了这个死循环中。
遇到问题后，得想着怎么走出来。有人说往东，有人说往西，有人说往前，有人说往后，公司前进的方向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三个全职合伙人做任何决定都要商量很久才能推进，并且任何一个人想要推进自己的想法，都要搞定另外一个合伙人支持自己，否则就不能战胜另外一个合伙人。
越这样，就撕得越厉害。“我那两个合伙人都不来了，因为他俩在撕逼打架，就剩我跟那个（刘帆）了。”在之后的八个月时间里，耿伟和刘帆在公司做音频，八个月后，刘帆也坚持不下去了，整整八个月耿伟都没钱给刘帆发工资，刘帆的房租快到期了。
耿伟没办法了，他捡起老本行，设计并制作了几件衣服，在音频卖起衣服谋求生计。“卖了几千件给他交了（一年的）房租，他才留在北京，否则当时可能散了。”耿伟说。
其实，在2015年1月，有几家投资机构想给“蛋解创业”一笔投资，条件是用100万占15%的股份。
那时，中关村创业大街是当时中国最火的一条街，没有之一。在那里发生过口头融资上千万的商业故事，也发生过凭借一张餐巾纸拿到百万融资的传奇佳话，更有一些花甲老人从电视上看到新闻说中关村创业大街是“创业圣地”后，不远千里奔赴一线，谋求投资加持创业。
那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黄金年代，融资既是时髦的事情，也是“容易”的事情。耿伟和合伙人觉得人家占了他们便宜，给拒绝了，当他们后悔时，别人再也不搭理他们了。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街景 / 石灿拍摄
他们一直在寻求融资，但一直没找到。耿伟把2015年1月到10月称之为“黑暗的十月”，两个合伙人撕逼不上班不退股，日常开销让账上又少了十多万。
最开始那几天他很难受，但每天约嘉宾、录节目、剪片子、找投资、办活动，让他无暇顾及其他事，“我根本没时间难受”。
一直耗着也不是个办法，不能再拖了，耿伟决定直面两个联合创始人。一番协商后，其中一位联合创始人退出，花了一些时间厘清合伙人关系。这时，耿伟发现股份比重的重要性了。
“创始人要有绝对的控制权就需要有相应的股权占比，比如占到67%以上时就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因为股份已经超过了全公司的2/3，那你即使解散公司也不用和任何人商量。”耿伟把70%的股份给了自己，30%的股份给了另一位合伙人。
“做任何事只能靠自己，靠不了别人，因为别人都可以走，唯独你走不了……只有你是创始人，别人都叫联合创始人，这才是本质区别。”耿伟用七年换来了这个经验。
当年入冬前，他们拿了一笔80万的天使轮融资。耿伟没有因此获得快感，而是更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