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国家塑造了发展。国家必须为任何社会的运转发挥特定的作用。有效的国家（而非 “最小国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
政策是国家推动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在任何国家（无论大小），政策在所有发展相关的领域发挥基础作用。政策的内容包括积累、创新、分配、稳定和包容/凝聚。政策能够对一国保持经济高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增长是广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实现个人和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目标使，民众摆脱贫困创造用于医疗、教育和其他发展目标所必需的各种财政资源。
许多拉美人相信只要实施了 “正确的” 政策情况就会变好。美洲开发银行根据6项指标（政策的稳定性、 适应性、 连贯性、 落实的质量、 公共利益属性和效率），计算得出世界各地区的 “政策指数”，用于评估政策落实情况。在各地区之中，拉美和加勒比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落后于发达国家、东亚/太平洋国家、中东北非国家和东欧中亚国家。这种状况表明，不同的地区或国家有不同的政策执行能力；即便实施相同的政策，各地区或国家因为自身状况不同而会取得不同的成效。在追求发展的进程中，简单的政策调整并不足以产生效力；要想产生效力，这些政策需要得到制度改革的支持。
制度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世界各国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政策必须在适当的制度框架内实施；如果制度框架不存在或运转不良，好的政策也会带来负面效果。政策落实的可预见性和连续性依赖于国家的制度能力和相关行动。
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包含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很重要，因为它塑造了一个社会关键经济行为体的动机。对各国而言，市场需要经济制度（财产权、 监管制度、 宏观经济稳定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及冲突管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而政治权力分配的方式塑造了经济制度。换言之，一套经济制度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符合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和社会集团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众多较为贫困国家建立民主体制，有关民主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日益激烈。以往，“发展优先” 的看法占据主导。这种看法认为，一国需要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才能建立民主体制。现在新的看法强调 “民主优先发展在后”。“民主优先” 论支持者断言，一国政治制度的类型能够影响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类型。具体而言，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能够在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比实行威权统治的国家有更好的表现。这是因为民主体制能够带来政治制衡、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开放性和自我纠错机制，而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实现持续增长带来更好的生活水平。阿西莫格鲁等人根据对175个国家1960—2010年间发展情况的分析得出：民主体制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民主体制比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更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在罗德里克看来，民主体制是构建其他制度的 “元制度”；民主体制能够减少随意性和波动性，更好地管控市场冲击，产生预期中的再分配效果。
“民主优先” 论的反对者同样众多。普热沃斯基等人认为，政体差异不足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二战后的经济奇迹既出现于那些有议会、政党、工会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也出现于军政府统治的国家。杰林等人指出综合各国在过去50年间的表现，民主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或零。莫约反对把民主体制视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在她看来如果经济增长水平低下，民主体制的生存能力就令人生疑，西方有关政治权利是经济增长前提条件的看法是一种误导。在威权体制下，好的政治制度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如果民主体制配合糟糕的政治制度，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如专制政权。
在解释国家发展差异的讨论中，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源于如何理解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长时段历史分析表明，更高的国家能力可以改善国家发展状况。鉴于历史上不存在高国家能力+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国家能力不是一个实现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而是一个必要条件。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人们不能把拥有良好运转的国家视为理所当然。有能力执行法律、维持秩序、管理经济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不是天然地存在。研究者指出，即便建立民主体制，国家能力的高低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的富国展现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即创造国家能力是发展的关键方面。
不同能力的国家能够实行不同的政策组合。相较于低能力国家，高能力国家能够选择范围更广泛、更复杂的政策组合；一些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伴随国际市场波动而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找到更有效的办法应对经济波动。高能力国家之所以能够比低能力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是因为高能力国家拥有更多财政资源和信息资源。
唐世平提出 “新发展三角”，用于整合政策、 制度和国家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理解国家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他指出，在塑造时空下的经济绩效方面，国家是最强大也是最关键的行为主体。国家可以使用两种主要工具促成长期和短期发展，即制度和政策；若想有效地使用这两种工具，国家必须具有某些关键能力，如果国家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或配套制度不到位，政策将难以奏效。因此，国家能力、制度基础、经济和社会政策共同构成 “新发展三角”。这里所说的 “制度” 包括政体类型或秩序。政体类型对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是君主立宪制（或民主政体）而且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政策” 不仅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类的经济政策，还包含中短期内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社会和政治政策。国家能力可以定义为 “国家掌握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强制、 汲取和行政能力的共同结果。这些资源和能力使得国家得以实现某些目标”。
“新发展三角” 中各维度和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是极其复杂的，纯粹的单向因果关系几乎不存在；国家能力既是制度和政策的基础，又能够调节制度、政策带来的影响。因此， 唐世平为理解这一分析框架提出以下三点原则。第一，国家能力虽然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但它的总体结果直接受到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仅仅关注制度（包括政体类型或秩序）或是制度与政策的结合，都不足以理解时空中的经济发展。第二，国家能力既是制度和政策的基础，又会调节制度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国家能力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制度就无法良好运作，政策也无法恰当实施。第三，发展是一个强大的生态位构建过程，它影响一切，包括国家能力、制度和政策。因此，认为仅靠制度就能决定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拉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 “双重转型”从而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政治民主化。1978以来，拉美出现历史上最广泛和最持久的民主化浪潮，随着民主化浪潮席卷该地区，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民主体制。始于1978年的这一段民主时期是拉美历史上民主体制存续时间最长的一 段时期。在此之前，拉美大致经历了三段选举产生总统的 时期（1847—1883年，1901—1922年，1944—1957年），它们的持续时间远远短于当前时期。
第二，经济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拉美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张势头，也意味着拉美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脱离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实施的经济政策。拉美国家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逐步从国家主导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以市场开放为基调的外向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以封闭的经济和威权的政府为主要特征；现在，该地区以开放的经济和民主体制为主要特征。相较于之前，这种新的政治—经济景象无疑是一种显著的进步。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拉美国家取得一系列新的政治发展成就。其表现之一是选举制度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在那些建立了民主体制的拉美国家，选举成为任何政治力量获得执政权的唯一途径，选举的基础是全民投票、广泛的参选资格和公正透明的选举程序。选举越来越定期、规律地举行。1978—2019年间，拉美国家共举行了142次选举，由此带来81次最高执政权的更迭。表现之二是拉美国家形成更具代表能力的政党体系。民主化使拉美左派和民主体制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拉美左派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体制内政治参与。左派政党不仅捍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倡导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表现之三是大众的政治参与显著提升。当前阶段是拉美历史上最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一段时期，政治权利扩展到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从未有这么多的拉美人享有投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