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央政府此前一直顾虑重重,没有动北京,但是问题日益尖锐。
2012
年,罗天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次节目中曾首次提出北京应“迁官迁校迁央企”的主张,当时国家虽已谋定,但还未动,这种声音引起社会巨大争议,最终没有广泛流传。但是,一个敏感的企业家,对于国家发展的节奏,应有敏锐的把握。
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国最大的改革特区,是天津滨海。但是,天津滨海为什么到今天问题重重,乃至最后雄安新区横空出去,事实上取代了滨海新区的改革地位?
逻辑很简单,天津与北京一样,是直辖区,船大难调头,而且也是级别最高的城市,利益关系纠葛,国家在上一个十年周期中,倾注了无数资源。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一般是以十年为节点,随着
2012
年开启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稍微有点洞察力,即可知道京津冀必然生变,北京和天津应将有大的变革。所有资源都集中和倾斜直辖市的模式,必然难以持续。
谋划几年之后,国家突然在
2017
年推出雄安新区。
华夏幸福在
2012
年至
2017
年之间,没有提前跳出京津冀,已经落了后手,而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后,华夏幸福投入重资在雄安和环京,更是重大误判。雄安新区一个重要使命,固然是要分流北京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开启一个改革时代,北京都减负,环京更不可能囤积资源,雄安新区不可能走老路,京津冀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变。
2017
年,罗天昊曾撰文《雄安新区,声东击西,肩负五大使命》,此文虽最后引起人民日报的争鸣,但对于京津冀未来还是有比较透彻的分析,北三县等区域将受制而不是快速崛起。
京津冀是一个虚实相间的国家战略,必须读懂。
华夏幸福在京津冀之外的布局一直是小步慢走,在大厂、东北、浙江等地有零星布局,但一直等到雄安新区出世,才如梦初醒。开始大规模向全国扩张,为时已晚,
至少耽误了
5
年。
如今,环京房价腰斩,
2020
年华夏幸福年销售额
963
亿,从高峰时期的全国第八,滑落到四十开外。
(2)
长三角和粤港澳非首选,中部才是华夏福地
华夏幸福起家于河北,初成于固安。
2010
年,本人也曾应邀考察固安工业园,对于华夏幸福的产城模式,一度比较推崇。
华夏幸福在完成固安布局之后,又在大厂等地,复制了固安经验。
扩张势在必然。
但是,华夏幸福的扩张,虽然号称“跟随国家战略”,但是,对于国家大势的
应然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