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增长动力转型的本质是要为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寻找可持续的动力之源，最原始的动力通常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结构效率，即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其二是规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劳动力的素质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对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结构效率、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是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如果不具其一，城市化就几乎不可能会伴随经济增长。
过去
10
多年，中国在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规模的就业转换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相对于结构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国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
展望未来，中国的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潜力巨大，也只有这两种效率逐步提高，才能对冲结构效率自然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其一，从区域之间的分工来看，沿海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的吸引力下降，这将会带来跨区域的制造业重新配置。其二，从城市之间的分工来看，内陆中心城市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浪潮中通常是作为中高端科技型产业的中心，内陆中小城市将成为中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和制造中心，从而形成中心—外围城市、中心城区—郊区之间的制造业分工。其三，从规模效率来看，未来若能形成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空间结构，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的人口聚集、知识溢出和劳动力匹配等方面的规模效应也将逐步显现。
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实现需要中国未来在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政策作出必要的改变：一是加大对沿海与内陆之间交通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支持力度，将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承接产业转移；二是加大对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化设施的投资和融资支持力度，通过城际公交、城际铁路、城际客运、支线机场轨道交通，将城市与郊区、中心与外围连成一体，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三是治理“城市病”，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人口聚集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从而将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保持在较高水平。
第二个命题：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人口城镇化的转型
爱德华·格莱泽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曾精辟地指出：“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人类群体，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人。”
人口的城镇化作为城镇化有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同发达国家，还是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人口城镇化的含义都要远为复杂。
第一，从正常逻辑来看，城镇化进程中按人口流动主导方向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镇进入大城镇、从城区进入郊区、郊区城镇化从而形成大都市圈。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
50%
，作为一个标志性转折点，未来人口流向很可能会发生多层次的变化，从单一逐步走向多元：其一，鉴于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农村仍然存在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未来若能顺利推动农业规模种植和农业工业化，农村仍有可能节约出不少劳动力，他们仍将继续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道路迁移。其二，鉴于沿海及个别发达城市生活成本日益提升，且伴随着流动人口的老龄化和工业岗位的内迁，未来将有部分流动人口返回内陆，甚至返回家乡。其三，随着交通一体化，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将发生变化，人口的重新分布也将是自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