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你怎么证明上海比锦州好？你看到的都是片面的，锦州有好的地方，上海也有不好的地方，只是你没看到。”
“你说的只是锦州那样，不能因为锦州说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都不行，沈阳大连才能代表辽宁、代表东北，你不能只盯着东北不行的地方说它不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南方只是最近些年起来了，但东北也曾发达过，风水还会轮流转。”
“南方只是靠着政策好，当初要是在东北划四个经济特区，我们也能发达。”
“南方的发达就是靠坑蒙拐骗，看看多少假冒伪劣产品，那种钱我们不挣。”
“深圳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仔细看看，它的建设也是靠着我们东北人。”
这些话语否认了南方值得学习效仿，或是强调彼此对等，或是根据循环时间观来强调南方的兴起不过是“运势”使然的昙花一现，又或者将南方的经济发展归结于“政策扶持”
（这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路，不能解释为何“东北振兴”也给了政策却振兴不起来）
，再者就是鄙夷不屑地认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是靠了不道德手段，又或者，还是我们在出力。靠着这些说辞，人们得以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心理愉悦：“我们也不输给人，他们只是运气好，赚了钱也来路不正，不像我们是好人。”
这里面最具有自我麻痹效果的，是将经济发展的成败归结为非人为因素：很多人将这些年南北差距的拉开，解释为“自然禀赋”不同，尤其钟爱这样一些说法——“东北气候太冷，不利于经济活动”、“北方水运条件差，又缺乏良港，在当前世界贸易主要依赖海运的条件下，南方经济发展当然得天独厚”。然而问题在于，在1990年之前，解释东北的成功时，人们也都觉得东北得天独厚，黑土地肥沃、物产矿产富饶……那时可没人觉得气候冷会导致东北经济发展滞后。何况，放眼看看世界，北欧可比南欧发达多了，加拿大当然也比墨西哥富裕。
按照归因理论，这些都是“外归因”，即归结为外部因素，而不是当事人的内在因素
（此人聪明、勤奋、能长远规划、善于把握机会等等）
。或许这就是人的本性：通常大家都喜欢把别人的成功外归因，而把自己的成功内归因。这当然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好比说“那个人发财，只是运气好”，这样就无须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惭愧了。你说一个人发财，运气难道不重要？但那只是原因之一，更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过你要是觉得对方只是运气好，那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因为这么一来，你没成功只是运气不好，既无须改变，也不用反省，更不必努力了，等转运就行了。
这多少还算有点道理
（自然禀赋当然对经济活动有影响）
，但另一种话语就只是诡辩，强调的是双方的不可比：“别天天南方北方，北有枣庄二手车，南有宁波二手车，南方北方都有发展好与不好的，都有文化新与旧的”那意思是：南方也就只一小部分区域还行，我也可以挑出北方的优点来跟南方进行“田忌赛马”式的打脸比较，那不就把南方比下去了吗？
这种思维已经完全偏离了“参照学习”的本意，而将之看作是一场“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并竭尽全力来证明自己这方的好。国学大师钱穆生于中国文化自信低落的时代，每每讲到中西文化对比时，胜出的永远是中国，这固然是出于他所说的“温情与敬意”，但这种对所属文化的亲近感，加上无法选择只能接受现实的无奈，到头来只会转化为对本乡本土的肯定乃至热爱，以及对参照物的否定，那就谈不上自我反思和改变了。
经济落后的
文化症结
有位国外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富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了一种穷活法里去了。”
贫困亚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深陷其中的人们看不到自我改善的可能，转而合理化自己的现状，对此王小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这种种生活趣味、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而这样一种拒绝学习、调适，为自己的现状百般辩护、不愿意走出舒适区的文化意识，肯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人们既看不到更好的可能，也不愿意学习借鉴，还听不得别人指出他们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多年前，有记者在云南一个偏远山村里和村民交谈，说到当地的贫困状况，有一个村民不满地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都有白面馍馍吃了，怎么就叫贫困了？”
有时候，人们自己也知道差距，但相比起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他们更乐于塑造一个让自己舒心的故事，以此来捍卫自身脆弱的自尊心。当然，每个人都寻求并渴望获得对自己的积极评价，然而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发现：越是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群，越容易出现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利偏差”，那就是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却否认自己应为失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认知歪曲，因为让自己确信“我很好”就能让人自我感觉良好，而可以无视现实。尤其是如果现实让人痛苦不适，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构建出一个故事来满足自尊的需要，本能地进行自我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