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你怎么证明上海比锦州好?你看到的都是片面的,锦州有好的地方,上海也有不好的地方,只是你没看到。”
“你说的只是锦州那样,不能因为锦州说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都不行,沈阳大连才能代表辽宁、代表东北,你不能只盯着东北不行的地方说它不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南方只是最近些年起来了,但东北也曾发达过,风水还会轮流转。”
“南方只是靠着政策好,当初要是在东北划四个经济特区,我们也能发达。”
“南方的发达就是靠坑蒙拐骗,看看多少假冒伪劣产品,那种钱我们不挣。”
“深圳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仔细看看,它的建设也是靠着我们东北人。”
这些话语否认了南方值得学习效仿,或是强调彼此对等,或是根据循环时间观来强调南方的兴起不过是“运势”使然的昙花一现,又或者将南方的经济发展归结于“政策扶持”
(这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路,不能解释为何“东北振兴”也给了政策却振兴不起来)
,再者就是鄙夷不屑地认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是靠了不道德手段,又或者,还是我们在出力。靠着这些说辞,人们得以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心理愉悦:“我们也不输给人,他们只是运气好,赚了钱也来路不正,不像我们是好人。”
这里面最具有自我麻痹效果的,是将经济发展的成败归结为非人为因素:很多人将这些年南北差距的拉开,解释为“自然禀赋”不同,尤其钟爱这样一些说法——“东北气候太冷,不利于经济活动”、“北方水运条件差,又缺乏良港,在当前世界贸易主要依赖海运的条件下,南方经济发展当然得天独厚”。然而问题在于,在1990年之前,解释东北的成功时,人们也都觉得东北得天独厚,黑土地肥沃、物产矿产富饶……那时可没人觉得气候冷会导致东北经济发展滞后。何况,放眼看看世界,北欧可比南欧发达多了,加拿大当然也比墨西哥富裕。
按照归因理论,这些都是“外归因”,即归结为外部因素,而不是当事人的内在因素
(此人聪明、勤奋、能长远规划、善于把握机会等等)
。或许这就是人的本性:通常大家都喜欢把别人的成功外归因,而把自己的成功内归因。这当然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好比说“那个人发财,只是运气好”,这样就无须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惭愧了。你说一个人发财,运气难道不重要?但那只是原因之一,更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过你要是觉得对方只是运气好,那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因为这么一来,你没成功只是运气不好,既无须改变,也不用反省,更不必努力了,等转运就行了。
这多少还算有点道理
(自然禀赋当然对经济活动有影响)
,但另一种话语就只是诡辩,强调的是双方的不可比:“别天天南方北方,北有枣庄二手车,南有宁波二手车,南方北方都有发展好与不好的,都有文化新与旧的”那意思是:南方也就只一小部分区域还行,我也可以挑出北方的优点来跟南方进行“田忌赛马”式的打脸比较,那不就把南方比下去了吗?
这种思维已经完全偏离了“参照学习”的本意,而将之看作是一场“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并竭尽全力来证明自己这方的好。国学大师钱穆生于中国文化自信低落的时代,每每讲到中西文化对比时,胜出的永远是中国,这固然是出于他所说的“温情与敬意”,但这种对所属文化的亲近感,加上无法选择只能接受现实的无奈,到头来只会转化为对本乡本土的肯定乃至热爱,以及对参照物的否定,那就谈不上自我反思和改变了。
经济落后的
文化症结
有位国外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富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了一种穷活法里去了。”
贫困亚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深陷其中的人们看不到自我改善的可能,转而合理化自己的现状,对此王小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这种种生活趣味、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而这样一种拒绝学习、调适,为自己的现状百般辩护、不愿意走出舒适区的文化意识,肯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人们既看不到更好的可能,也不愿意学习借鉴,还听不得别人指出他们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多年前,有记者在云南一个偏远山村里和村民交谈,说到当地的贫困状况,有一个村民不满地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都有白面馍馍吃了,怎么就叫贫困了?”
有时候,人们自己也知道差距,但相比起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他们更乐于塑造一个让自己舒心的故事,以此来捍卫自身脆弱的自尊心。当然,每个人都寻求并渴望获得对自己的积极评价,然而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发现:越是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群,越容易出现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利偏差”,那就是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却否认自己应为失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认知歪曲,因为让自己确信“我很好”就能让人自我感觉良好,而可以无视现实。尤其是如果现实让人痛苦不适,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构建出一个故事来满足自尊的需要,本能地进行自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