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洪仁玕
1863年，郁郁不得志的容闳突然接到老友张斯桂寄自安徽安庆的信。张斯桂曾任中国第一艘进口炮舰的统带，后来入了曾国藩幕府。他寄这封信，是转达曾督之意，邀容闳至安庆。容闳知道曾国藩靠围剿太平天国起家，攻下安庆驻扎大营，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去过“匪区”已经上了通缉名单？他吓得赶紧回信婉拒。但很快他又收到老友李善兰的信。容闳在耶鲁上学时，微积分是最头大的课程，所以他对翻译微积分著作的李善兰格外佩服。读信得知，老友李善兰和徐寿、华蘅芳都已投曾国藩麾下，刚刚筹建了安庆军械所的曾国藩听他们说起容闳留美八年，正是自己急需的人才。盛情难却，1863年秋，容闳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
相见第一面，容闳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成了容闳一生最崇拜的人。“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如今“曾国藩相人术”屡次被编写成职场实用书籍，在容闳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考察下属确实独有一套。好几分钟，他一言不发，从头到脚打量容闳，最后双目炯炯盯住容闳的眼睛看。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容闳被如此直视也难免坐立不安，好在还能保持镇定。良久，曾国藩断言：“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
很快，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闳为出洋委员，赴美国购买机器筹办机器制造厂。他还授予容闳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文职赏戴花翎，必由皇帝赐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为他专门向朝廷请封。往返历时将近两年，容闳采买的机器安全抵达上海，充实了曾国藩规划、李鸿章负责的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大悦，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领高薪，命他协助管理江南制造局。
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支持。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果然获得首肯。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2至1875年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做梦也难得的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洋鬼子的“野蛮番邦”，并且一去就是15年。容闳这个“招生办主任”，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挨家挨户动员，想起哪个熟人家有适龄儿童，甭管多少年没联系了，直接登门游说。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之弟，大多出身寒微，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豁得出去”。这与今天的情形正好相反。
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为中国学童设办的学堂的介绍图画。上排中间是容闳的画像，其余五张描绘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场景
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充分释放天性，在体育方面出尽风头，全然不像“东亚病夫”的后代。容闳采用了前卫的“homestay”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感受到家庭温暖，并且更加迅速地融入美国社会。
中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必然导致孩子们做出“大逆不道”之举：他们几乎都脱了长袍马褂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留学监督陈兰彬、吴嘉善对此大为焦虑，屡次和容闳激烈争论，还写信给李鸿章告状。李鸿章看在先师曾国藩的面子上，对容闳保留信任，把这些批评意见转给他，让他注意。容闳当时就不能淡定，又气又急地回信。他常年留美，很不熟悉官场规则和中文书信的遣词谋篇，信中没说清留美学生学业如何精进，日后如何能为国家担当重任，倒用了很多情绪化的刻薄言辞还击。说举报者挟私恨欲破坏有益于国之事，甚至骂陈兰彬“胆小如鼠”，吴嘉善“丧心病狂”，应该送到“疯人院或废病院”。李鸿章不免生气地对人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把他的信弃置一旁。朝中保守派听说幼童在美被容闳纵容得“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纷纷主张撤回留学生。
留美幼童组织了一支“东方人棒球队”，在美国战绩卓著。后排左起 ：一垒手蔡绍基（后任北洋大学校长），游击手钟俊成（后任职美国驻华使馆），左外场手吴仲贤（后任驻朝鲜领事，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任军火处长），接手詹天佑（铁路专家），二垒手黄开甲（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任中国馆副监督）。前排左起 ：三垒手陈钜溶（在福州船政学堂早逝），中外场手李桂攀（召回后返回纽约完成学业，早逝于纽约），投手梁敦彦（民国初年任交通总长），右外场手邝咏钟（马尾海战中牺牲）
第一批幼童眼看就要大学毕业，现在撤回功亏一篑。几尽绝望的容闳在美国文化界、政界奔走求助。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亲自起草信件致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留学生继续学业；容闳的一位牧师朋友通过大文豪马克·吐温引领，谒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格兰特立即修书给李鸿章请求力挽狂澜。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本心并不想断送留学项目，但保守派的强势意见使他左右为难。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李鸿章对美国气不打一处来，容闳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1881年6月，奕䜣列举留学生四大罪状，上奏光绪撤回学生。当年8月，近百名“幼童”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皆半途而废。
这些留学生回国初期因“奇装异服”“不识礼仪”，饱受排挤和谴责，被随意发配到与所学专业根本不搭边的行业。所幸他们在外收获真才实学，且互相照应提携，若干年后，他们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还有多名加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殉国。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世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