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在80年代的时候，英特尔的芯片分装跟测试都是在韩国、中国台湾，还有马来西亚生产。随着这些地方工资上涨，英特尔想找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来生产。同时，这些工厂都集中在东亚，有区域性风险，为了分散这些风险，英特尔也想找一个新的生产地。开始想转移到拉丁美洲去，最早找的是智利，因为那时智利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水平比较高、教育水平比较高。
英特尔去找智利政府说，我想来这个地方投资，做电脑芯片的分装跟测试，这个投资规模非常大，需要相当多的地，也需要技术人才。那时，智利的经济以矿产资源为主，没有可以做生产芯片管理跟技术的人才，其实他们就应该设立职业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然后智利政府就跟英特尔讲：“非常欢迎啊，但是你干吗来找我呢，你要地你自己到市场去解决啊，你要新的技术人员，只要你有这个的话，市场就会供应的嘛。”但如果没有政府，英特尔就很难去争取那么大的地；如果没有政府来投资这些新的职业教育的话，企业自己是不太愿意这么做的——因为我投了以后，把工人培训好了，有了高的技能，可能要跑到其他地方去就业的。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正好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听到说英特尔要到拉丁美洲投资，他就带着整个内阁到英特尔的总部，说：我听说你要分散风险，要到拉丁美洲投资建厂，你到我这个国家投资吧，你需要什么都提出来，我都帮你解决。
结果英特尔就到哥斯达黎加去投资了，在政府帮助英特尔解决了它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之后，投资很快就成功了。英特尔投资成功以后也带来其他的投资项目，医疗器械这些投资者都过来了。对这些投资者来讲，要有地，要有工程设计人才，要人力资源，当地政府都陪着做，所以就实现了经济产业的升级。而哥斯达黎加也从以农业跟旅游业为主，变成现在以出口制造业产品为主。
在这种状况下，我想我们不能根据新自由主义讲的不需要政府作用，那我们就相信政府不要作用。因为
理论像是一张地图，地图上面没有山没有房子，但并不代表这个世界就没有山没有房子。我们应该按照现实世界当中成功跟失败的道理，去想背后的道理。
▲ 林毅夫教授，图片提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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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基础
主持人：
所以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有为政府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竞争优势，而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忽视了这点？
林毅夫：
结构主义跟新自由主义都有很好的愿望，就是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但结果呢，基本上都没有达到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愿望。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
。
这些理论都是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来，但是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所以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经常就会出现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所以发达国家的理论也老在变。如果发达国家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见得适用，那么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怎么能保证适用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非常需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跟失败的经验，来总结它背后的道理。
一个发展好的国家，必然一方面有有效的市场，二方面有有为的政府。
但市场会失灵，怎么才能让市场有效？
新结构经济学讲，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基础。
那么怎么防止政府有为变成大家担心的乱为呢？我认为是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的作为是帮助市场有效，帮助去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然出现的市场失灵。那样的作为就是有为，如果超过了克服市场失灵的行为就可能变成乱为。
如果有市场失灵而不去做，就像我刚刚举的智利的例子，那就是政府不作为。政府不作为，当然对经济都是不好的。可是如果因为怕有乱为，就叫政府不去作为，同样也是不好。
什么是政府有为，需要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也有是为什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来替代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原因。
有四位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和我，还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九位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13人，共同发布了
“斯德哥尔摩共识”，可以总结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情社区。
“斯德哥尔摩共识”就想替代“华盛顿共识”，解决市场跟政府之外，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社区里面的事情需要大家相互帮助，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发展经济。
少数几个比较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能够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它们推行的政策，一般从主流经济学领域来看是错误的，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我希望从
我们总结的中国跟东亚以及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成功跟失败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不仅对我们中国自己有帮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也能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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