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商鞅看来，只要有“利”，就可以不择手段去攫取。商鞅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不仅封邑十五，而且在秦国为官，秦人畏之甚于畏君，势位富贵可谓极矣！
作为法家的另一人物韩非，对商鞅之道也十分认同，还进一步发展了“好利”理论，他认为好利是人的天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只剩下了利益关系：“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韩非子·备内》）
韩非认为不仅一般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即便是父子、夫妻、君臣之间也是如此，彼此之间都是功利算计的利益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然而，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国带来利吗？孟子却回答说：“王！何必曰利？”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君、大夫、士庶人都一心逐利，那这个国家离危亡也就不远了。但孟子也不是空手而来，他是带着仁义而来的，不过他不投君主所好，不屈身委己，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仁政学说，若有君主用之则留，不用则走，一身浩然之气。
这让我们看到了和法家不一样的仕宦理念。这在儒家其实自有渊源，子曾经曰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追求富贵本身并没有错，但手段和途径必须正当。
上述不同的态度，倒也并不完全是学派不同所致，即便儒家之中，也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战国的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整体上已开始凸显出一些自己独特的精神与文化尊严，《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宣王召见士人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斶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富贵的诱惑并非对所有士人有效，优厚的俸禄也不能买到一切，士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已有超出金钱之外者。正如郭隗先生对燕昭王所说，君主如何对待士，决定着士如何回报君主，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一》），如果“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用钱买来的，只能是奴仆。
俸禄制下的雇佣固然为君主随意任免官员提供了便利，但雇员也有了随时跳槽的可能，更高的势位，更多的俸禄，都可以使臣轻背其主，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说战国“士无定主”的情形。
战国各国的开放，对人才的公开招募，权贵的养士之风，都加剧了这一现象。这在士阶层中的另一群体“纵横家”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纵横游说之士，凭借自己的阴谋诡计和不烂之舌，求售于君主，游宦于各国，朝为秦，暮则为楚矣，利之所在，则身之所在。
这些人在位时，看重自己的一己之利，远甚于国家之利，例如赵国的李兑，秦惠王时期的张仪，秦武王时期的甘茂，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范雎，往往利用国家的力量为个人攫取私利，扩大自己的私人领地。
正因如此，这一群体的士人，在当时就有着恶劣的名声，在后世也常常为人所轻。当时的孟子，就把公孙衍、张仪这些纵横家之辈对君主、权势的迎合与顺服，斥为妾妇之道。
孟子认为，为了富贵而毫无原则地顺服与低头迎合，并不是真正的大男人（大丈夫），孟子说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不过，纵横家中也有一人出污泥而不染，他就是苏秦。其人本洛阳一平民，但既不种地也不做生意，而是勤奋读书学习游说之术。
尚未成功之时，遭到了兄弟妻嫂的鄙视，而一旦成功获取富贵之后，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为此苏秦由衷感慨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纠正了过去文献记载苏秦事迹的不少错误，揭示出苏秦和其他纵横家的不同，他一生却只有一个雇主，那就是燕昭王。
无论苏秦仕于何国，位居何位，其真实目的都是在为燕昭王的兴燕复仇事业做贡献，且最终为之献身——在齐国以间谍罪被车裂而死。使得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也为苏秦唏嘘不已：“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对苏秦来说，君臣之义已高于一己私利。
商鞅、孟子、苏秦虽在仕宦上各有自己的持守，但热衷于仕宦一途则完全相同。难道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当官吗？当然并非如此。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庄子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