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标注的是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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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注员们正在就餐午休。

未来公司的另一个项目组长小回告诉我，“现在80后是社会顶梁柱，90后赚钱资历不够，有点心高气傲的，就业和择业选择性比较强，所以比较尴尬……其实我们现在90后除了钱还是钱……情怀是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你看以现在的物价，结婚就是二三十万，我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到20万？……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目前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

“为自己干”是我在访谈过程中听过最多的未来公司的文化。比如公司的标注员小布就不断强调公司并不要求实习生加班，大家都是“自愿”加班：有些女孩子为了拿到一个月一万多的计件工资，甚至会选择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

批判学研究往往会将这类叙事方式看作典型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的一种外在形式——公司或管理者通过授予文化工作者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和空间，诸如掌握自己的工作时间、地点和形式等，并对员工进行“自我管理”的培训，用以控制他们。公司和管理者往往通过这种方式将风险和责任下放到个人身上。

此类方式见诸于社会各个领域，上至美国社会典型的“个人成功论”，下至互联网公司的灵活上班制度，同样地，也得到了这些90后少数民族青年的认同——类似于“谈话”和“为自己干”的心理疏导与情感交流成为了管理这些学生的主要方式。

和我在上海高校面对的95后大学生一致，这些90后的少数民族青年也对创业充满了热情。虽然创业的内容与上海的群体有些许不同，比如因应贵州当地特色，更多青年的创业梦想集中于农村淘宝、电子商务层面，希望通过将当地农产品互联网化来实现助农脱贫。

但是，这些青年对于通过创业实现自由的渴望与大城市中的90后创业青年们并无不同。与上述“为自己干”这类虚幻的“自我控制”类似，这种对通过创业来掌控自我命运的自由的追寻使得这些青年更为巩固了90后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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