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只是冬藏夏住的话，那不能在室内生火的“地戗子”倒也问题不大。尤其是那尔轰等早期游击区在1933年前后乃是人烟稀少的“三不管”地带，抗联将士在此地几乎可以公开活动，对密营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然而随着游击战的不断发展，日伪“讨伐”力度渐渐加强，1934年杨靖宇提出“密营和后方基地的建设数量和质量都需要加强”的要求，因此保暖性更强的“地窨子密营”应运而生。这类密营依然是以“地戗子”“马架子”结构为基础，只是在修筑前要向下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如此一来在水平高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屋内空间便大大增加了，所以可以搭上土炕，解决了“冷戗子”没法取暖的问题。条件允许时抗联更是修筑过“木刻楞”或曰“木嗑楞”式的密营。顾名思义，“木嗑楞”的要义便在于以原木层层垒垛，转角处刻出大块豁口后让原木交叉咬合，如此吻合牢固后纵使霸王复生也不能撼动，因此又被称为“霸王圈”。这种建筑无需梁柱，也能确保结构牢固——当然，底下该挖坑依然可以挖坑，下沉式的木嗑楞密营能够有效降低被敌人发现的概率，如果舍得多下点功夫，那便将屋顶上堆叠树枝废土，任由杂草生长，隐蔽效果还会更好一点。此外还有少数以天然洞穴为基础修建起来的密营，不过那就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了。
1936年关东军制定了伪满洲国的《治安肃正计划大纲》后，斗争形势陡然吃紧，抗联队伍对密营的需求也就变得愈发迫切。在抗联将领的相关史料记载中，1936年之后“密营”二字出现的频率陡然增加：这年6月，南满特委扩大会议在辉南县河里小会家沟密营召开，杨靖宇将军要求“各师主力部队在深山密林的僻静处修建军事密营”，并将弹药与粮食在入冬前尽数运往密营；同年5月，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也要求“对于密营休养所等必须重层建设
（即使每个部队有两个以上密营）
”。在抗联将士的不懈努力下，整个东三省境内密营星罗棋布，西起辽西走廊，东至乌苏里江，南到长白山脉，北达黑龙江流域，皆有密营分布。
在短短数年间，抗联密营如星火般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这些隐藏在莽莽林海中的密营，成为抗联战士出击日寇的坚实后盾。
密营不是根据地，不是被服厂，不是修械站，不是医疗所。
但密营也可以是根据地，可以有被服厂，可以作修械站，可以当医疗所。
不同于关内的抗日根据地，东北的敌后抗日活动，
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极端严峻的考验：自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牢牢掌控着整个东北的军事政治乃至方方面面，即便是抗联队伍最为壮大的时候，他们依然要面对着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敌人。
因此东北很少能建立起与敌人边界分明的敌后根据地，绝大多数情况下抗联都只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活动。然而东北地广人稀，冬季漫长，这使得许多根据地虽然表面上占地极广，但实则人烟稀少：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在《满洲反日游击队的现状与团的工作》中提到延吉、汪清等地的游击队区覆盖范围超过500里，然而游击区内居民却不足二万。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畏惧日寇淫威而“上山”逃难的。
早期游击区中军民混住乃是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抗联武装都要效仿群众居住到“大树林子里的秘密房屋之中”，这也是早期密营的最主要功用：纯粹的隐蔽居住地。此时游击区与非游击区之间的边界依然模糊，游击队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山购买粮食、交换情报，伺机出击，只有少数如那尔轰等地的密营建立了医疗所或是修械站等设施。也正因如此，在许多抗联战士的回忆录中，密营与被服厂、医疗所等机构都是相互独立的设施，因为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已经习惯了将住宿的地方称为密营。
不过随着敌寇统治力度的不断加强，游击区与非游击区之间的边界开始逐渐清晰起来。日伪所采用的办法乃是多管齐下：武装“讨伐”自然是应有之义，然而比武装讨伐更加犀利的手段，则是借助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对东北地区治安权力的褫夺，从根本上破坏抗日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1933年，日伪开始推行所谓“集团部落”政策，强行将居民集中，并有组织地焚烧散落于山沟等地方的窝棚一类的建筑物；1934年则开始收缴民间散落的各种枪械，到1935年时共计收枪98万余支，各种子弹近千万发；同时通过“经济统制”与“特殊会社”等制度从经济上将伐木等行业全部纳入其管制之下，进入山林地带的人群开始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关东军更是从1933年6月开始便将大股兵力分散配置，进行“全面分头出击”，以期将抗日武装各个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