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于真正的学者，学术就是生活。除了从事研究、上课之外，在办公室或家中接待来访的学生，还有远道而来的友人，一年后陈寅恪搬来清华园作邻居，王国维有时去他那里坐坐，隔一段时间总要进一次城，逛逛琉璃厂，淘古玩，访旧书。
然而，这一切都是短暂脆弱的，几乎让人来不及品味，人像孤立在梦境边缘的鸟，若有所思，片刻之后便惊飞了，划破凝固的空气。
这个世界的宁静美好总是那么脆弱、虚幻，不堪一击。1926年中秋刚过，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王国维痛惜万分，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了。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王国维悲痛难解，写下许多悼亡诗，如今老年丧子，更是悲痛欲绝。一切远未结束，半年之间，祸不单行。王国维准备“哀死宁生”，却与多年至交、亲家罗振玉失和，最终导致绝交。生命不仅是痛苦，还让人受尽屈辱。
《王国维家事》
作者：王长明
版本：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的百年追忆。
有所惧大于死
每一天都可以生，
每一天都可以死
国维在岁末的沉郁哀痛中度过50寿辰，阴郁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战争的鼓角声中到来，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北伐军攻陷北京，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这些前清遗老，恐怕性命难保。
陈寅恪来访，与王国维谈起“中国人之残酷”。一周之内，军阀张作霖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4月6日），革命党处决了湖南大儒叶德辉（1927年4月11日）。都是不祥的预兆，连梁启超这样的新派人物，也准备再次流亡日本。王国维绝望了，生的恐惧大于死的恐惧。
世界残暴疯狂，已经难以理喻。梁启超邀请王国维同去日本避难，王国维拒绝。18年前曾与罗振玉一家流寓东瀛，他不想重复那种生活；陈寅恪劝他到城里躲躲，他的回答简单到“我不能走”；学生邀请他去山西避乱，他问：“没有书，怎么办？”王国维谢绝了所有的好意，不是因为他不能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此时，他感到恐惧与厌倦的，不是北京这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现世。
有所惧大于死者。王国维生路已绝，死意已决。清华园里人心惶惶，1927年春季学期草草结束，计划提前于6月1日正午开师生叙别会，然后放假，大家各奔东西。叙别会前一天，遗老朋友金梁来访，“平居简默”的王先生，那天竟“忧愤异常”。他们谈话中说起颐和园，王国维感慨：“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尘世的最后一夜在平静中睡过，早晨起来，一如既往。他坐到那里，由太太梳理发辫，似乎也没有想过，这是在为另一个世界束装。八点钟到研究院，商量下学期招生的事，然后便雇车去了颐和园。师友门生家人，没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异常。人生原本这样，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
最后的阳光下，王国维抽了一支烟，呼吸之间，烟火明灭，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万古恒常，短暂的一生不过像是这支纸烟。
随即便是一声水响，在宁静安详中，永远消失。
不过是一介书生
陷入一种政治败局中
王国维投湖那天是那年端午节前两天，人们纷纷将他的死于屈原联系到一起。轻生死者重道义，这是中国的传统，不过王国维倒从未表白自己的死与这位文化先贤有什么因缘。
如果王国维之死若真与屈原之死有某种关联或承继，那么，这个关联点或承继点，一定隐蔽在王国维精神深处。
三十岁前后，王国维经历了人生的双重转型：一是学术上的，从西学转入国学；二是生活上，从独学转入用世。朦胧中，他或许已意识到某种奇异的“宿命”，隐约暗示在他所著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中。
《王国维：一个人的书房》
作者：王国维
版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年1月
收录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以及关于诸子学说、西方哲学家的评论文章。
王国维说屈原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既超脱又执著，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是否也是他的“宿命”？
1908年，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屑眷北上，开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本无心政治的他却在因缘际会中与政治纠缠不清。
他经罗振玉举荐入宫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实质至多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王国维入了遗老行列。四年后从日本回来，王国维在上海凭自己的学问谋生，不料罗振玉又帮他谋得个“南书房行走”，再次入宫。
王国维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更无自如的政治能力，无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政治败局中。王国维生平得罗振玉提携，感恩常使他“失去自我”；尴尬的政治人生，多与罗振玉的“挟持”有关。冯玉祥逼宫，废帝避难天津，王国维产生了莫名的“道义感”，竟与罗振玉等遗老相约投神武门御河殉清求死，后来被家人看住了，没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节，却入了遗老行列。他想象自己是个有操守、念旧情的人，君辱臣死，从此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噩梦。
说到头来王国维不过是一介书生，书生本性注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败而痛苦的。他是一个只有道德理想而没有政治抱负的人，执着于理想，不肯苟合于社会。政治的污浊最终吞食了他的热情，起初厌倦，终于绝望，溥仪出走天津，王国维并未随行，多少算是解脱，但也并不轻松。
王国维当年看出屈子文学精神的内在分裂，却看不出这种分裂必然导致一种文化以及一种“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剧结局。
王国维自沉之故，在个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这种人格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在王国维身上，有屈子文学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都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匡扶政治拯救世道，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儒家思想是乌托邦式的，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历史中被政治权利伪装成意识形态，成为似是而非的肯定现存秩序的思想。帝王政治与儒家理想之间本质上的对立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形成一种千年文化幻觉。在这种幻觉中，儒者自以为可以通过为帝王谋家国，实现个人的道德理想。可实际的下场是，或为帝王豢养驱使的走狗，或为帝王逼困抛弃的丧家犬。
王国维墓碑。
“苦难与阳光”之间
只有人的道德，没有非人的道德
王国维的死是完全的被动之死，死亡是一种逃避。
有人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后，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
有人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自杀不是勇敢，而是懦弱，附着在自杀之上的任何宏大意义都显得荒诞。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此刻，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学家的态度似乎较为开明，柏拉图认为不可责备那些因命运坎坷、受尽屈辱艰辛而自杀的人。休谟也是有条件地为自杀辩护，人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尊重人、人性、自由精神的启蒙哲学中，自杀是一种软弱的犯罪。康德将伦理学的基础建立在自由前提上，明确谴责自杀轻蔑存于人性中的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