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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第一次植物分类学会议丨《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
之后的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顺利，国家发生了很多政治运动。他因为自己的天真幼稚，差点把自己葬送了，所以他后期在北大待得很不开心。
当时我妈妈也在北大，她是北大幼儿园南园的园长。钱学森全家从美国回来后，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我妈妈的护理下成长的。
1957年，国家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第一所大学，内蒙古大学。我爸爸积极报名参加了支援边疆的工作，因为那时他觉得在北大待下去生存空间有限，我妈妈也一起报了名。
我是1953年出生，1958年的时候我5岁。我现在还能记起来我们当时坐上了西去的列车，经过一晚上的颠簸到了呼和浩特，下了火车了后坐三轮，慢慢悠悠地向很荒僻的地方走。远远地看到了有几栋教学楼，还有几个教职员宿舍楼，还有一些工友的平房，这一切在我脑子里面还很清楚。
北大支援内蒙的有一二百名老中青的师资，还有一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当时内蒙古大学号称是北大分校。
刚开始建设的内蒙古大学是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就进入了非常繁忙的工作状态。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生物楼灯光彻夜不灭，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
那个时候我爸爸他们常年奔走于教学和野外采集工作之间，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内蒙古大学终于初见规模了。
但就在这段时间，1964年我妈妈又因为我爸爸的历史问题受到了别人的迫害，被开除公职回家接受劳动改造，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对我们家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经受了很多的风雨。
因为我爸爸是中国龙胆科方面的专家，六七十年代开始编《中国植物志》时，他是龙胆科分卷的主编。但1973年他又受到了迫害，因为收集标本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几乎要把他开除公职。《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三番五次地下文给内蒙古大学，要求对马毓泉进行处理。
当时内蒙古大学的领导，那个时候不叫书记，叫革委会主任，他对我爸爸稍有一些了解，因为我跟他们的孩子是发小。他把我叫到他们家，让我跟他详细地叙述事件的过程。他听完后跟我说，你爸爸是好人，让他安心工作，《中国植物志》不让干了，内蒙的工作还很多嘛！
我把这个话带给我爸爸，他非常高兴，心里非常踏实，从此这个事就压在了革委会主任的抽屉里，再也不拿出来了。这一劫就此过去了。
到1976年，科学的春天来了，我爸爸觉得《内蒙古植物志》的编撰工作可以启动了。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宽厚，学问和待人都很好，他提出的很多要求和意向大家都很踊跃地支持，所以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时，就有这么多人参与。
1981.10《内蒙古植物志》编委会成立会议合影，前排左六为马毓泉先生
他们确定的目标是，《内蒙古植物志》一定要在全国的地方植物志中拔得头筹，要做到文图并茂，每一个物种除了介绍文字，也必须要有插图。但是当时缺少植物科学画画师。
1976年正好是我下乡知青返城，回到呼和浩特家里后我爸爸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帮我们做绘图工作？我说，行，没问题。当时外面很多中专和工厂也都在招人，但我没有想去。
参加了绘图工作后，我就开始积极地到野外去写生，或是练习自己的毛笔和钢笔绘画技法。我爸爸也很早就对我进行科学方面的基本训练，教我查科学文献和压制标本。
这个工作进行了仅仅一年后，1977年中央通知恢复高考，这对于我和当时的那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激动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要报名参加高考，那《内蒙古植物志》的工作怎么办？我爸爸那时已经60岁了，这一辈子到了60岁才开始自己梦想中的科研工作，终于等到了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如果我那个时候离开了，他的事业怎么办？
当时我跟我爸爸有过一次长谈，这次长谈是我后来不愿意再提起的一段经历，我们父子都说了很多心里话。最后我自己就决定了留下来，帮助我的父亲完成他的大业。
我爸爸认为他肩负着责任和使命，要奉献自己，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植物自然资源做一个总结。但我对此没有那么重的责任，我只能对我的父亲负责。我决定留下来，是牺牲我自己，成全我父亲的事业，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定了，这一生要投身植物科学画了。
那么什么是植物科学画呢？通俗地讲，植物科学画是为植物分类学研究服务的一种专门的小小的画种，也可以应用在博物绘画和科普绘画中。
这是我们画植物科学画时用的钢笔，这个钢笔杆在我手里已经握了将近50年了。买的时候2块钱一盒，10支，笔尖可能是2块钱15个还是20个。这个笔杆我现在还在用，当然笔尖已经换过很多次了。
既然我愿意为我父亲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么我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完成它。所以我一边跟着父亲和内蒙古大学的学生一起上课，学习植物学知识，一边自学和练习绘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的绘画的水平和质量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这是肉苁蓉，是由我爸爸定的种。除了地面上的花，它还有一部分在地下，在中药里叫大云。
这是完整的肉苁蓉的科学画，也是对我爸爸的一种纪念。这幅画无与伦比，可以说谁也没有画到我这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