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Agustín Carstens：中央银行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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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演讲中，我将回顾最近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分析为什么各国央行只有在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GFC)之后才参与这场辩论——20多年前，不平等趋势加剧。我认为，无论是实现法定目标所需的行动，还是货币政策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商业周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两个特点(特别是自次贷危机以来)是低且反应较慢的通胀，以及金融因素在放大经济波动方面发挥着更突出的作用。

我演讲的重点将是货币政策在宏观稳定中的作用。央行在这方面任务的性质和准确理解是历史演变的。如今，它主要被解读为限制商业周期波动(以产出和就业衡量)，并提供低而稳定的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低而稳定的通胀被正确地视为实现产出和就业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但宏观经济稳定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金融稳定。虽然大多数央行在其货币政策职权中没有将金融稳定作为一个单独的目标，但商业周期的变化已经将这一目标推到了突出位置。从狭义上讲，为金融稳定创造条件意味着降低银行业和金融危机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以及它们带来的巨大产出损失。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金融稳定与金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放大了商业周期波动，因此也就成为了可能阻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力量。出于这个原因，我将把金融稳定纳入稳定经济活动的更广泛目标。

二、正如各国央行所承认的那样，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

分配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公开辩论中变得突出起来，因为经济不平等的两个主要维度——收入和财富——一直呈上升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EME)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AE)，但发达经济体的增幅要大得多。但这一增长不仅在东欧国家较为温和，而且在过去10年中甚至出现了部分逆转。 显示最近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具体例子是美国，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持有的收入份额从1986年的11%增长到2019年的19%。

重要的是，不平等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结构性力量的结果，文献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记录。其中，技术变革、全球化和制度变革在过去几十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不敏感，因此它们促成的趋势最好应当由公共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纠正。

各国央行充分意识到不平等问题在公开讨论中日益突出。不平等是制定货币政策的环境的一部分，央行官员必须在决策中反映这一点。例如，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影响货币政策决策，以至于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收入和财富相对较高的家庭通常消费倾向较低，或边际倾向较低，对政策利率变化的反应也较小。因此，货币政策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在更加不平等的经济中提供同样的经济刺激，这一点得到了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研究的支持。

央行沟通中提到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观察人士的担忧，即通过将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并购买金融资产，央行正在为那些已经拥有更大比例财富的人创造收入增长的条件。事实上，自GFC以来，房价和股市指数一直在上涨。一个后果是，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更多股权的家庭——通常是非常富有的(财富分配中最富有的1%，甚至最富有的0.1%)——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资本收益。可以肯定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因为较高的估值源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然而，主要的输家是年轻的家庭，他们可能越来越多地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以及养老金领取者，他们的债券投资组合的利息收入缩水。

这些批评通常没有提到最初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为了避免萧条，然后支持复苏。另一种情况将对就业和不平等产生明显更糟糕的后果。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流失。这些工作对所有人都有利，包括遭受更高和更周期性失业的年轻和低技能家庭。

这表明，讨论货币政策和不平等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我们需要更广泛地考虑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联系，并根据政策授权的背景来这样做。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很明显，履行央行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使命，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提供了最好的基础。现在让我详细说明原因。

三、不平等与货币政策：价格与经济稳定目标

过去几十年，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且稳定。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不受控制的通胀对不平等造成的长期创伤。历史上充斥着高通胀和失控的事件，这些通胀通过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拉丁美洲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及东欧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通胀、实际工资下降和贫困加剧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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