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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理学三剑客的由来（一） | 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

法学学术前沿 · 公众号 · 法律 · 2017-05-15 07:5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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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一、三剑客的由来

二、中国法理学从何而来？

三、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四、中国法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五、三剑客的学术情怀和对年轻人的期望

主编絮语 （小编加）

车丕照：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文显老师、成良老师、显明老师做一次访谈，这次访谈其实是更大的一个活动的一部分，这个活动就是庆祝《清华法学》杂志创刊十周年。在讨论怎么开展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决定一定要发一批有影响、有历史价值的稿子，但是当时还没有太明确的想法。后来雨衡——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她说：“三剑客不是你的同学、老师吗，能不能组一篇稿子？”当时我想这个主意挺好，但是说实在的我没有信心，因为三位都非常非常繁忙。隔了不久，开中国法学会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审会，我就同时见到三位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预兆，我马上跟成良说，成良说：“很好你看着做。”显明也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你跟文显老师商量一下。”文显老师当时主持会议，就没有当场回复我，后来回去看了我的短信之后，也是非常肯定，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活动。我想，侠客情怀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但是真正能被认为是侠客的，少之又少。而今天我们对面这三位就是中国法学界名副其实的三剑客，他们的工作很多是属于开创性的，确实有破有立，有侠客的精神和勇气。从最早他们提的权利本位理论，到后来成良、显明二位老师做的人权的研究，还有成良的法学方法论等，是开创法学界及法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的派别。再后来，我们知道，由于这三位的学术影响力，以及他们自身所担任的学术职务、行政职务，其实是引导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法理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在影响中国法治的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请三位老师给我们寄一篇有分量的稿子，其次就是做今天这样一个访谈。我们想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全面地梳理一下三剑客的缘起、他们当时的贡献以及他们对当下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国法治的评估和检视，还有三位对中国未来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建设的预估或预见。我们也会请三位老师谈一下他们人生的感悟、人生规划等。

一、三剑客的由来

徐雨衡： 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学习机会。我们这个构想，是想请三位老师谈谈学术上的贡献，对中国法治的贡献。我们希望更多的法科学生能更加了解三位老师，也能通过这个访谈有更深的感触和收益。不仅是如平常那样读老师们的书、看老师们的文章，获得知识性的收益，也能获得思想上的收益。这对于后学是一个榜样。车丕照老师和张文显老师对访谈有一个设计，希望老师们回顾过去、反思当下、展望未来。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过去，回到三十甚至四十年前，那时三位老师都是翩翩少年，是才俊。当时三位青年，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您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徐显明： 文显和我俩，严格来说不是一辈儿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文显留校做助教。当时是我们法理课的老师，那时课名不叫法理，叫“国家与法权理论”。最初的时候，王子琳老师上课，文显来做助教，坐在我们当中一块听课。当老师的课讲完了，需要答疑和辅导的时候，文显作为助教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大家也管他叫张老师。后来我们走在一起，还是因为王子琳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师之徒。在这个意义上，文显是大师兄，我和成良晚一点。成良比我入门早一年，但我们是同届，原因就是我当时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法律史，导师是乔伟老师，后来乔伟老师调往山东大学，我曾认为学生也跟着老师一块转，但遇到学籍管理上的障碍，没转成。尽管法史的课程当时已经读完了，已经开始撰写法史的论文了。但我决定转向法理，就这样投到王老师的门下，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郑成良： 起初我们都管文显叫张老师，后来他当师兄之后我就逐渐改叫文显了。当时的助教和现在的助教不一样，非常负责。他跟堂听课，随时答疑，还给我们做了两次专门辅导，每次辅导都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对马克思理论研究得非常深入，同学们对他的辅导课评价是质量非常高。后来我和显明读王老师的研究生，文显是王子琳老师的第一届学生。

张文显： 我是王子琳老师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吉大首批研究生。

郑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