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宋厚亮
：教育内容有问题？
易中天
：那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地主做了很多慈善，是有传统的。一旦到了灾年，地主、商人都要把粮食拿出来，熬粥、施粥。民间的这个传统一直有。
宋厚亮
：所以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下面的问题”，在县政之下，是否主要依靠士绅阶层主持修桥铺路、教育和公益等，以此达到优良的秩序？
易中天
：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严格实行政权只到县，郡县制最基层的就是县。可能是到了明代以后，县官是不能出城的，一旦出城叫做扰民。那么县以下的乡村就是自治。要知道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聚族而居，各个乡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严格说宗族组织都是家人，有的富一点，有的穷一点，但是有血缘关系，
慈善是本家族的调节，所以更多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慈善概念。所以会有慈善这个传统，很自
然。
谈传统商人：富而不贵
宋厚亮
：宋朝之后，尤其明清时期，徽商、晋商等商人群体出现，他们资助各地的民间书院，甚至资助文人学子和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对更为宽广的公益也有很大贡献？
易中天
：对，对。包括民国时期杜月笙这些人都做，资助文化事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也是这样。钱多了就会资助文化事业。有人曾做过研究，认为美术史应该写成美术赞助史。没有这些人来赞助，包括皇族、王室、世家大族、巨商，很多艺术品不可能完成，像建筑艺术品、雕塑、壁画，都是需要钱的，自己搞不了。但是
资助和慈善还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艺术家可以接受资助，不可以接受慈善，因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接受慈善的应该是弱势群体。
宋厚亮
：资助文化艺术都是公益。
易中天
：对，都是。做公益和做慈善还是不太一样。从心理层面来讲，做慈善是一种爱心，有情感；公益是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需要钱，而做这个事情的又没有钱。做公益更是为了事业，比如文化艺术事业，不能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人是弱势群体，并不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对象。
宋厚亮
：自明朝出现了“儒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儒商，他们对儒学和文化表现出足够的亲近，结交文人，对社会公益有热情。怎么看独特的儒商？
易中天
：行商坐贾，到处行走的叫商，开店的叫贾。商人亲近儒家文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是一个宗法社会，或叫宗族社会。西周创立了四种制度：经济制度是井田制，政治制度是封建制，社会制度是宗法制，文化制度是礼乐制。秦汉以后，井田制和封建制没有了，但是宗法制和礼乐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儒家思想与宗法制、小农经济相适应，最适合这个制度。所以商人不能例外，天然地会亲近儒家思想。
第二个原因，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有一个制度，只有学习儒家的经典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走入仕途。而秦汉以后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帝、皇族以下，地位最高的就是官员，
我们又是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讲的就是光宗耀祖。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呢？读书做官
。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说得难听点，就像黑社会要变成“白社会”一样，他们总觉得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因为秦汉以后，平民分四等，士农工商。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是轻商的，其实严格的说不是这样的，对商业这个行当，从来没有哪个王朝会宣布商业是非法的，只是把位置排到最低，是瞧不起商人的。
宋厚亮
：为什么传统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
：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权，但未必是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主义，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集权不专制，但是慢慢的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完全就是独裁了，不仅是专制而且是独裁了。
这样的制度，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超过政府的经济力量的，政府非常担心
。
民间资本一旦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它就会颠覆政权，因此大量地制造不当舆论，比方说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样的词汇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业、商人、商品就认为是贬义词，甚至可以把商业、商品、商人作为一个贬义的前提来问你问题，比方说你对学术商品化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贬义在里面，一旦商品化就是无耻的、下流的、没有底线的、不道德的，等等，这是误导。
宋厚亮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商人虽然有钱，很难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
：商人是富而不贵，商人还要想成为“贵人”。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不能穿丝绸，不能坐什么车。商人觉得赚了那么多钱都白赚了，所以汉代有个规定是可以买官的，从汉武帝时就开始卖官了，政府的钱不够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换身份，像胡雪岩，就是为了换一个黄马褂。
宋厚亮
：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诟病。
易中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