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我们把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精英都划归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把媒体看作是“中性”的，通过介入媒体，知识界可以获得一种有别于官方的“市民空间”。换言之，他们大都认为发育良好的媒体有助于形成一个充分的公共空间。
但现实却没有那么多玫瑰色：很简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互为工具的关系。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刺耳，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如此。
知识分子需要媒体这样的工具来做他的讲台或者论坛。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体——电视而言，几乎所有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电视都嗤之以鼻，因为电视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所谓“宽度达一英里，但深度却只有一英寸”。电视一定是给发言者断章取义的，如同布迪厄在他那本薄薄的小书《关于电视》中所说的，上电视就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因为主题往往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也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电视存在很多歪曲，有很多强加给上电视的人的选择，任何在电视上露面的人，都会经受一种巧妙的审查。即便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如果电视给知识分子以讲话机会，他往往会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放，甚至对有些人来说，在电视上露露脸或被收视即可，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要说点什么。“‘在’，就是被人看到”，贝克莱如是说。
与此同时，媒体也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媒体实际上就是要贩卖它的观众或者读者。贩卖的原因在于，它要用观众和读者去吸引广告。媒体的收入基本来自两条，第一条是广告，第二条是发行，发行跟观众或者读者也存在密切关系。观众或读者在媒体看来是一个一个的分众市场，当媒体想要打动它的市场，打动分众的时候，一定需要知识分子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做一个简单化的处理，形成一种内容制造的模式。媒体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在这个模式中生产一些能够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内容。仍以电视为例，这一媒体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但电视在追求受众注意力的时候，必须使自己显得“有思想”，因而它着力于挖掘一批能够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布迪厄称之为“快思手”），让他们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这种互为工具推到极端，最后造成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达成一个共谋的小圈子。媒体精英在我们传统观念来看，如果在电视台，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体，大概就是主编、有名的专栏作家，以及有名的记者。这个圈子能够给观众或者读者提供速食，媒体精英和经由媒体获得发言权的“快思手”结合起来，也许构建了某种虚幻的公共空间。无论如何，它肯定与汪晖们期待的“批判性”是大相径庭的。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自然，《生活》是不能也不愿脱下自己身上那层“文化外衣”的，朱伟自述，一九九五年筹备复刊的重大决策之一是，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评述不外乎指向两点，其一，让周刊在新闻类刊物中具备某种文化品位、小资趣味；其二，力图赋予新闻报道以某种思想深度，在力有不逮的时候，靠个性化的文字叙述来弥补。《生活》同仁巫昂对此概括得非常精当：“《生活》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所有这一切，令《生活》变成一种难以明辨的气味混合体，但它也恰恰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九十年代中国媒体进入多元竞争时代，杂志属于动作落后的，尽管《生活》的起步并不算晚，开始筹划可以追溯到一九九二年，但波折较多，未能夺得先机。电视的新闻节目当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最主流的媒体，它的起步始于一九九三年的“东方时空”；另一方面，新型的全国性报纸崛起，如《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它们认识到自己在新闻报道的迅速性方面比不上电视，开始针对新闻大量刊载解说、分析与评论。《生活》就是在这两者的夹攻之下慢慢成长的，当然，事后来看，幸亏三联书店的领导决策得早，致使《生活》获得了一个比较长的成长期，要是推迟五年再办，恐怕各种因素都不会容许这样一本杂志慢慢长大了，更何况它早期那么体弱多病。不管怎么说，三联书店的坚持与灵活造就了《生活》的奇迹。
